春运又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季节性往返大迁徙，成为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真实注脚。

　　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看，城乡关系失衡为大多数国家所普遍经历，一些国家也曾因为处之不当而落入“发展陷阱”。就我国而言，由于历史、国情等多方面原因，城乡关系失衡比较突出，城乡二元样态呈现出“中心(城市)—边缘(乡村)”的结构。这不只体现在城乡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还体现在城乡居民社会空间上的分殊，尤其是城乡居民存在的发展机会、社会福利差别。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会产生“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农村一间房”的迁徙选择，也就很容易产生将城市视作高于农村的区位空间的价值预设，由此造成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叙事思维定势：农村是自然经济，城市是市场经济;农村是伦理社会，城市是法理社会;农村是落后地带，城市是先进文明……这种典型的城市中心主义思想，不仅将落后、贫困的标签贴在农村文明上，导致农村生活被污名化，还固化进一些基层治理者的脑海中，农村被绑缚到了城市扩张的战车上，成为予取予夺的对象。

　　一些地方此前强推的所谓城镇化，非但没有解决城乡失衡，反而埋下扩大城乡失衡的隐患。以土地流转推进农业规模化生产变成了“圈地”;鼓励工商业资本下乡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变成了工商业“围剿”农业;人的城镇化变成了农民“被上楼”的“造城”运动等。于是，城市更显强势，农村更显颓势。在城市中心主义理念指导下，城镇化被赋予了过多的功利色彩，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有机联系被割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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