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在楼市面临所谓“拐点”的社会心态下，我们不妨借机深入反思“限购”本身的功过得失。在前两年投机氛围过浓之时，相较之其他一些扬汤止沸的调控手段，这一狠招确实起到了釜底抽薪的遏制效果。但也必须清醒：抽掉的“薪”很容易被重新放回“釜底”，尤其是在楼市与地方经济捆绑过深的背景下，当“釜底”柴火太少，这锅“汤”温度过凉有些让地方经济吃不消时。

　　从更长远的视角分析，抑制需求终究不该是“杀手锏”，至少不应该是终极手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楼市的运行当然也必须遵循这一要义。改变供求关系不能只从打压正常的市场需求下手，而更应增加不同层次的市场供给。毕竟，人为扭曲供求关系、人为隔断市场“无形之手”的自动调节，容易造成“需求堰塞湖”，从而一旦政策有所松绑或执行有所走样，则地方土地冲动与公众投机情绪极易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这种调控动机和意愿上的“上下错配”，长远来看既不利于楼市秩序的深层优化，又可能令政令威信向下衰减。

　　楼市治乱，必须多些“系统性重构”的决心。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高度对应，中国楼市同样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转型压力客观存在;而鉴于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存度，“土地财政”又与财税体制改革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楼市转型的难度可想而知。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所强调的“系统性重构”的理念、决心和魄力，绝不可再刻舟求剑、头痛医头，一味添加新的政策补丁，而应该力争既求一时之效，更谋一揽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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