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具体加分有什么不同?

　　“‘优先录取’即在同等条件下录取具有竞赛获奖、体育特长等的学生。以‘优先录取’来取代动辄10～20分的高考加分，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邴绍明说。

　　他认为，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通常由学校自己做主，更容易出现“打招呼”的不良竞争。因此，他也呼吁取消这类荣誉称号加分政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的高考加分政策调整从本质上来说，是“权宜之计”，“换汤不换药”。

　　“这些政策今年取消，明年出来，一直说要改革高考加分机制，都没能落实，因为不管怎么改革全部是行政主导的。什么项目加分、加多少分等都是行政部门确定的，这就带来了腐败空间。”

　　他认为，一些不合理的加分政策主要造成了两方面恶果：一是应试教育下唯分数论的“加分教育”，二是“加分腐败”。

　　邴绍明也认为，要辩证地看待高考加分。

　　“对于一些仅仅为了争取高考加分而参加辅导班的学生而言，这是一种负担。为了加分而加分的学习，是一种走极端的表现。”

　　高考加分必须“公开透明”

　　今年高考加分政策在各地有不同程度的“瘦身”，但仍有不少公众认为，政策执行存在制度“盲区”。

　　哪些制度措施，才能保障加分政策的阳光公平?

　　熊丙奇强调了他一直以来的观点：人大决策、司法问责、民主监督、信息公开、自主招生，由高校决定是否认可高考加分，不再把高考加分加到总分上。“归根结底，这还是应试教育、名校情结在作祟。”

　　“但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建议陷入了一个‘不落地’的困境。我们每年利用公共资源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没法驱动解决。制度性腐败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修修补补也不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机制的问题，必须要以‘政府放权’为核心，来进行高考加分制度的改革。”

　　这名教育专家认为，高考加分政策的存废问题，应该“打开门”。

　　“行政始终不放权，没有民主决策，不管怎么调整，难以改变本质。应当通过地方人大，将行政主导的权力变为公开决策，也让老百姓参与建言。出了问题要司法问责，而不是单单由学校调查，信息要全面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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