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中纪委转发河南省委的通报，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作为新乡市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对主体责任认识模糊、工作领导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对连续发生的3名厅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领导职务。

　　今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不力等5种新增问责情形和政治上不守规矩等10种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情形，要被问责或组织调整。这个《规定》给那些庸官懒官再亮红灯：“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就是没本事，也没多大事”……这种为官不为的“官场歪经”不是为官之道，你的屁股底下没有“铁交椅”，不干事、干不成事的，就得让位。

　　让优者上劣者下的“尚方宝剑”，如何给力从严治党，激发干部活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执政团队?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深入部分先行探索的基层进行了走访。

　　从严治党新规撼动谁的乌纱?

　　总人口11万的陕西省宜川县，过去一年间调整处理不胜任现职的科级干部23人，其中14人被免职。这在当地干部中引起震动。

　　一名上任不久的局长，在农忙季节竟忘了安排技术人员下乡培训果农，而这是过去全县每年必有的“规定动作”。由于“人岗不适”，他被调离岗位。

　　“单位难见人影子，好不容易找到还给脸子，给了脸子也不一定盖章子”。一名科级干部被办事群众多次反映投诉“懒政”、耍态度。虽然够不上纪律处分，但他还是被免职。

　　够不上违纪，没出过大错，但在现任岗位上还不“够格”。这是不少被“下”干部的一大共同点。他们“下”的依据，是去年7月县里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制定的《调整不胜任现职科级领导干部暂行办法》。文件列举18种“不胜任现职”情形，大多与八项规定、反对“四风”有关。

　　从严治党，必先从严治吏。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安徽、陕西、贵州、甘肃等地加速探索干部能上能下。专家分析，近年来一些地方“老实人吃亏，老好人吃香”，人浮于事，一大根源是不该“上”的上去了，该“下”的下不来。应该从制度上打通干部能上能下的血脉循环。

　　“汽车不合格，厂家要召回。干部不在状态，也应由组织‘召回’”。“召回”，是贵州省黔西南州干部对“能下”的形象说法，全名是“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从2014年9月起，当地不胜任现职干部，首次被提醒、培训，考核仍不称职就要被调岗、降职、免职乃至解聘。

　　“扶贫攻坚能者上，庸者下”。甘肃从2013年10月开始，以减贫增收论英雄，成效显著的县，“一把手”可提拔重用，扶贫不力则被降职、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定西市通渭县制定《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办法》，截至目前有59名干部被调整处理。

　　从7月19日起，中办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为干部能上能下提供更权威、全面的依据。除到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健康原因调整、违纪违法免职等已有渠道外，《规定》还列举“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十大情形，新增五种干部问责情况。

　　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这十大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和五种新增问责情况，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发力方向。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依规治党。”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认为，《规定》以党内法规形式充分吸纳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这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探索。

　　突破领导干部能上难下的动力来源于从严治党，日臻完善的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剑指懒政、惰政，服务于从严治党。

　　黔西南州列举的庸懒散软情形多达30种，概括起来是“四条线”：“党纪党规线”、“工作能力线”、“生活作风线”和“伦理道德线”。

　　一年来全州“召回”1973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7%，其中县处级56人，被“下”的217人。后者主要是五类人：不想干的、不会干的、人岗不适的、闹不团结的和违规违纪的。今年全州还加大了对县处级干部的“召回”力度。其中，兴仁县的一名乡镇干部刘某，去年因自由散漫、工作拖沓懒作为被“召回”培训、调岗，之后依然旷班不上，又被待岗两个月依然如故。今年4月他被开除公职。

　　黔西南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穆嵘坤说，过去对不贪不腐也不为的惰政、躲政，难以认定，不好监督。而干部能“下”的择优汰劣制度，弥补了这块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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