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是具有特殊印记的五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大调整、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波及各个层面;新一届中央领导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极大改变……所有这一切，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让“十二五”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大转型”。历史将证明，这一大转型，举足轻重，意义非凡;改变当今，开启未来。

　　行驶在京福高铁线上的“黄山号”列车

　　经济结构标志性变化

　　2009年底，钢铁行业沉浸于兴奋之中：国内主流大型钢厂上调了2010年1月份部分主导产品的出厂价格，进口铁矿石现货价上冲每吨120美元的高位。谁也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之后，钢铁业就进入了3%左右的微利时代;再过一年，钢铁全行业又从微利状态进入了亏损状态。“十二五”期间，钢铁业持续低迷，曾有业内人士愤愤地说：“一斤钢铁不如一斤白菜。”

　　不仅钢铁产业，“十二五”期间，还有不少传统产业遭遇了“变天”。究其原因，固然有全球经济波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周期性影响，但也不排除在创新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主旋律的形势下，一些传统产业因固守粗放、初级、简陋的形态，正在渐渐失去市场。

　　同样是做帽子的，江苏南通富美服饰有限公司在帽子中加入文化元素、科技元素、时尚元素，开办帽子博物馆，帽子的价值就不一样了;以前单纯制造产品的沈阳机床集团，如今在全国开起了4S店，为客户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从卖产品走向卖服务;借助全新信息技术，青岛红领集团根据每个客户的不同需求分别加工衣服，实现了个性化定制……

　　这些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重塑着“十二五”的产业格局。

　　产业格局在变化，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历史性变迁。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1.2%，首次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工业比重从阶段性峰值逐步回落。

　　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是经济转型写下的重重一笔。当然，转型是方向之变、结构之变，不可能轻而易举，云淡风轻，必然会面临矛盾和挑战。目前，新兴产业固然成长迅猛，但毕竟体量不足，还不能支撑起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投资驱动固然非变不可，但如果投资减速过快，别的动力一时间还难以弥补;一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污染严重，必须淘汰，但就业问题也必须一并考虑……

　　不过，这或许正是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需要优化结构、需要创新驱动，但前路不会一片平坦，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城镇化发展变轨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过：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们21世纪生活的两件大事。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单就我国的城镇化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确实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1999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0.89%，而到去年，这一数字已达到54.77%。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其中裹挟的问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比如前些年饱受诟病的“土地城镇化”。在这种城镇化路径下，城市大兴土木，不断扩张，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不少农民饱受失地之苦，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多数难以享受市民待遇。

　　这是一种推进极快同时代价很高的城镇化。在一定阶段内，或许有其合理性，但显然不可持续，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路径转换势在必行。而这种转换的正式确立，就在“十二五”期间。

　　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强调城市的共享、包容、宜居，注重城市的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和可持续性。这是对此前“土地城镇化”的一种纠偏，因此被称为新型城镇化。

　　有一个关键节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在这之前，我国总体上只能叫做乡村社会，这之后我国才进入了城市社会。这一重大转变发生在2011年，也是“十二五”期间。它与城镇化变轨前后相接，并不是一种巧合。因为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各个城市对人口的竞争加剧，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完善公共服务以增强竞争力就成为必然选择。

　　尽管如此，这一变轨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旧有模式的惯性不仅来自思想认识，而且有着深厚的利益根源。不管是对土地财政的追求，还是政府官员的政绩冲动，都可能对这一转变带来干扰。不过，新型城镇化已是大势所趋，可以预见的是，哪里做得好，哪里就将在未来的中国城市版图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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