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对策】

　　其实，就算是打通了市长手机，市长解决了问题，也不必夸大其意义。现实中，有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旦媒体介入、领导重视之后，便迅速进入“解决快车道”，往往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于是在很多人心中，把事情闹大、引起领导重视，就成为一种维权捷径。但是，这种特事特办式的个案解决，并不具有广泛的可复制性。因为归根结底，这还是一种人治而非法治，领导的地位越凸显，也就越发折射出制度化救济之弱势。而制度化救济如果不能良性运转，也就意味着民意诉求无法得到稳定而常态的保障。所以说，“凡事找市长”，并不是政治佳话，而恰恰是问题所在。

　　现代政府治理，一要讲专业，二要讲效率。所谓专业，就是分工的精细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责，每个人都做好分内事。所谓效率，就是各个政府部门之间既要密切配合、协同工作，又要有清晰的责任边界。大量的民间纠纷和民意诉求得不到回应和解决，问题基本上就出在这两个方面：一是管事的人不管事或没能力管事，二是部门之间责任不清、分工不明，以至于遇事就相互推诿扯皮。由此，市长与其公布手机号，不如花更多的精力把上述两个问题解决好。

　　只有能够彻底的解决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缺陷，能够帮助老百姓解决面对的问题，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有老百姓找市长电话了。与其说市长公布电话，接听一两个群众的声音，帮他们解决问题，还不如通过调整自身和政府结构来改善民众无法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市长电话不是“万能灵药”，而是一种止痛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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