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严禁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家长另行收取费用。
尽管《暂行方法》的有效实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国家破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决心无疑让许多家长颇感欣慰，这些家长或许正为上万元甚至几万元的入园赞助费而操心。
然而，社会上还有一个家长群体，他们或许在为每月几十元的差价而在考虑将孩子送到哪所幼儿园，而他们口中的“幼儿园”并不在上述《暂行办法》考虑范围内，因为这些幼儿园根本就是无办学资格的幼儿园。
根据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21亿，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6.5%.由于中国的人口流动逐步呈现出夫妻共同流动成为主流特点，随父母流动的儿童开始多于留守儿童。此外，流动儿童群体又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然而，数量庞大的流动幼儿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教育和发展状况持续得不到改善。特别是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随迁子女，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处境最不利的儿童群体之一。
虽然“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设立了“扶持城市学前教育发展奖补资金”,支持各地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园问题，对一些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幼儿园进行补助。但不管是补助公立园还是补助民办园，都很难惠及大批低收入农民工学前随迁子女，因为他们的家庭通常无法支付一所正规幼儿园的收费。
以北京某街道办幼儿园为例，该园有近一半的儿童来自外来务工家庭，成为了第一批通过申报补助条件的幼儿园。该园每月托管费约为800元，没有北京户口的儿童另需缴纳每年5000元的赞助费。试想一下，能够支付起每年近一万五千元学杂费的家长在农民工中能占到多少。农民工群体也在分层，最需要关注的，是作为主体的那部分中低收入农民工。
这次国家三部委颁布的《暂行方法》中也提到了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孤儿和残疾幼儿，幼儿园应酌情减免收取保育教育费，具体减免办法由省级教育、价格和财政部门制定”.这样的初衷当然是很好的，但同样也遇到了“不管是补助公立还是民办园，都很难惠及处境最不利的低收入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瓶颈。
虽然所有儿童的教育问题都值得关注，但处境不利的儿童更需要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从投入的效益来看，国外的经验显示，对处境不利儿童学前教育的资金投入所获得的社会收益更大。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更低或发展较慢的儿童，从早期教育中的获益更大”;而“对于有好的经济基础的中产家庭的幼儿，多数早期项目可能显示不出这么大作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公共财政投入的早期项目通常将低收入、少数裔、移民等社会群体的家庭及子女作为优先考虑对象。比如，数十年来，美国坚持将联邦政府最大的一笔针对学前期儿童的资金投入到“提前开端”项目。“提前开端”的幼儿机构的准入标准是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没有居住年限要求、不需要绿卡、不需要国民身份，“穷”是真正的硬指标。提前开端机构不仅为低收入儿童提供着符合儿童发展特点的教育，还提供健康、营养等方面的服务。而“提前开端”在改善不利儿童发展方面的积极成效，也让美国两党都支持对该项目的持续投入。
在笔者走访的农民工家庭中，不管家中有没有人照看孩子，都倾向于送孩子进幼儿园，因为他们相信“多少能学点东西”.农民工家长希望子女通过教育渠道向更高社会阶层的流动，这也是他们唯一能指望的上升途径。他们比城市家长更看重子女的学业成绩，虽然这一点经常为人们诟病。但农民工家长有自己的道理，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子女早晚要回老家通过当地考试的选拔才能进入高等学府，“不能学得比老家孩子少”成为他们心中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