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分析]

　　城市管理人员在社会当中的印象似乎不大健康，“暴力执法”、“殴打商贩”、“无人性”甚至更为不善的字眼，似乎已经成为城管人员的标签。“暴力执法”不但破坏了城市管理人员在社会中的形象，无益于城市管理工作的开展，更是将城市管理人员与商贩的关系推向僵化的对抗位置，曾经发生的几起血案，更是对城市管理执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眼神执法、围观执法、下跪执法等温柔执法方式，表面上看是城市管理执法方式由“粗暴”向“温柔”的转变，实际上更彰显了城市管理者工作理念的转变。“粗暴执法”把商贩看成“麻烦制造者”，对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采取一种强制性的“清理”，虽说是为了优化市容市貌，但不合理的执法方式确实引发了与商贩的紧张关系，再加上由此导致的城市管理者形象“自毁”，如此看来，得不偿失。而“柔性执法”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城市管理模式：多用疏导性的对话思维，杜绝对抗性的围堵思维，用温情脉脉的执法方式执法，从而减少城市管理过程中的摩擦力。

　　[措施]

　　构建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其必然逻辑应该是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依法执法。而当下的各种“柔性执法”的理念可复制到行政执法当中，对这种执法理念和良好执法手段进行法治化、制度化、固定化,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体系，使其变为一种长效机制。因此，就依法执法而言,在探索“柔性执法”时,应该在下述法律框架内进行：

　　第一，执法范围法定、执法职权法定。不能将执法队伍作为执行特定任务、特定政策目标和清除实现特定任务、特定政策目标障碍的工具,更不能将执法队伍作为执行当地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导特定指示、完成其政绩工程的工具,或作为清除实现相应领导指示、完成其政绩工程障碍的工具。

　　第二，执法方式法定、执法手段法定。执法方式、手段是为实现执法目标服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能保证或促成特定执法目标实现的一切方式、手段都是正当的和可行的,无论是罚款、没收、搜查、驱赶等,都必须有法律根据,至于辱骂、殴打,更是法之不允,理之不容。

　　第三，执法手续法定、执法程序法定。执法者纵然是行使法定职权,采用法定手段,其行为也不一定是合法的、正当的,如果在执法时没有向相对人表明身份、没有向相对人说明理由,没有听取相对人申辩,这种执法行为就构成违法和违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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