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首先要完善立法，强化监管，加大惩处力度。要严格立法，进一步细化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建议在监管和惩罚力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立法，避免出现监管法律上的真空。在现有监管体系下，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和配合，切实负起责任，提高监管水平，将审批、发布、监控整个链条一管到底，使没有空子可钻。要加大惩罚力度，不仅使违法收益小于违法成本，还要考虑对进行虚假宣传的媒体处以欺诈罪，改变目前以罚代刑的状况。

　　其次，要加强教育和引导，提高行业自律水平。要加强对广大机构的诚信教育，使他们从噩梦中觉醒，自觉认识到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不断加强行业自律。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广大(新闻媒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查(医疗广告)内容，发现违法内容及时向卫生、工商和药监部门举报。广告制作部门也要严格按照审批内容设计制作广告，自觉抵制制作虚假广告的请求。

　　要引进"引咎辞职"制度。这不是对“一把手”的苛刻，而是当代政治文明的惯例。从国内外的实践看，引咎辞职通常就是位居高层的官员，当自己所负责的机构发生了问题，虽然自己没有直接责任，但还是要提出辞职以示负责的一种惯例。当然，如果有证据表明“一把手”直接卷入了问题，那就不是引咎辞职的问题了，而是要撤职查办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了。

　　经验证明，我们从来都不缺少类似追究“把手责一任”这样严厉的规定，缺少的往往是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在处的具体措施。这就使得这些规定往往成为花拳绣腿，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人们常说，社会在转型，政府需再造。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等等。不管对政府的要求和目标如何定位，我们都可以看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该讲效率，应该有责任意识，应该为人民服务。在政府具体行为的落实过程中，只有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一项制度有效执行的参照标杆，民意与政情才可能通过一些小小的平台实现无缝对接。从这个意义上讲，细节造就现代政府。正如交易成本经济学大师奥利弗·威廉姆森所言：“行动在于细节”。

　　现代化需要现代政府，现代政府推进现代化。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但并不意味着告别了“短缺社会”，与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相比，我们在许多供给上过剩的同时，却面临着许多“短缺”：短少信用、短少人才、缺少市场秩序等等。可对于转型时期的政府而言，缓解乃至消除社会"短缺"服务，为政府机关提速应该是其努力的最明确方向;而要实现这一切，就应该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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