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重污染天气，必须从立法上进行推动。柴发合说，正在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草稿中，已经有了重污染天气应对的专门条款。

　　除了可操作性不强外，专家表示，多个城市拿出的应急预案有些雷同，并未做到指导意见强调的“因地制宜”。柴发合强调，每个地方发生重污染天气的条件和原因不同，要控制的污染源也千差万别，希望各地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编制更有效的措施，而不是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

　　不过，贺克斌表示，对重污染天气进行应急管理、编制应急预案，对很多城市来说都是一场遭遇战，是从无到有，环保部又要求各省份在短期内拿出预案，许多省份等不及当地的研究结果出来，最简单的做法只能是先模仿。但这些城市不会止步于此，目前很多环保科研单位都在帮助各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编制预案或提供技术支持。

　　张远航表示，一旦启动预警，对整个社会影响很大，在准确性方面，科学家还要做进一步研究，以提高预报预警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柴发合告诉记者，理想的预报预警是“72小时内进行有效的预报预警，48小时内拿出有效的控制对策”。目前各地的预报预警与理想状态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北京有雾霾，石家庄的天空基本不会太蓝——鉴于大气污染发生的连片、区域性特征，张远航建议，发布预报预警也能够根据气象条件的变化进行区域联动，依照污染出现的顺序依次在不同的城市发布预警。这就要求下一阶段要围绕应急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做更多工作。

　　应急能逼着市长管好空气

　　采取应急行动使空气质量短期内达标早有先例。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各主办城市都采取过搬迁污染企业、机动车限行等措施“换”来连续多个蓝天。

　　贺克斌说，现在的应急措施不在重大活动时段而在重污染时段，虽然背景和具体措施有所区别，但一个共性是应急与长期的空气质量改善是一个有机组合。奥运会期间的很多措施使用过之后，很多人评价：“干得不错，有效果!”然后再加一句：“治标不治本。”

　　但贺克斌认为，治标总能促进治本——毕竟做完这些事以后，有助于找到应对大气污染的规律，为全社会增加治理经验。“应急是没有办法而采取的一些短期措施，空气质量从根本上改善还是要靠减排、能源结构调整等长期措施，但应急的促进意义很大。”

　　有人调侃说，在被空气质量排名“折腾”得最厉害的河北省，现在最让市长着急的不是环保局长来找，而是招商局长来找。有的企业要来投资，谈了一半人家不谈了，因为这里污染最重。贺克斌说，应急预案中的信息公开具有很明显的倒逼效果，当一个地方的主管领导意识到每年要有多少次应急管理、每个月的空气质量排名是多少、每年年底主要污染物的均值下降多少时，自然会找到长效治理的方向。

　　环保部应急办副主任闫景军的体会是，应急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作用：

　　一是提高了地方的重污染应对水平——比如，在2013年1月华北地区大面积发生空气污染时，面对媒体质疑，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不知如何回答，但到了当年12月，许多地方政府已经能够理顺各种关系，对很多问题都能很好地应对。

　　二是促进了整体环境治理水平。比如石家庄市的应急预案中，针对水泥行业，先停没上脱硝设备的企业，再停不能正常稳定达标的企业，如果查出一次排放超标，下次启动应急预案时就先停这家企业。这鼓励了那些正常稳定达标、有高效防污设施的企业，保证了它们的经济利益，也实现了长效治理污染。

　　“重污染应急在我国是个新事物。”柴发合表示，“国十条”之前，根本没把重污染应对当做一项重要的措施，“国十条”出来后，“经过5年重污染天气大幅减少、再过5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的目标明确了，各地政府才把它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记者 王山山，实习生 申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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