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校园性侵案及海南万宁的校长开房事件，有这样一个共同点，教育界的一些居心不良者利用自己对年幼女童的支配地位实施性侵，实际上是把女童视为自己的“性福利”;这跟校园外的官员利用权力获得“性福利”的发生机制一致。在以权谋取“性福利”的群体中，这些校长、教师获取“性福利”的能力是偏弱的，获得的“性福利”是偏少的，但造成的祸害是最大、最不能容忍的。

　　“性爱日记”作者、原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在日记里提到那些女性时，都跟“玩”字联系在一起。一个“玩”字，道出这些女性(女童)在某局长、某校长眼里，并不具人的尊严和价值，仅仅是性福利的提供者而已。

　　很多时候，在社会生活的实际运作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权力和权力意识，很多制度设计是围绕权力而非权利进行的，利益分配，从权力核心到边缘呈递减状态;因此，这些女记者以个人行为参与的“女童保护”项目必然带有悲情而无奈的色彩，跟权力相比，这些女记者没有多少公共资源可以利用，她们目前所能做的，也只是“防性侵”课堂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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