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自然资源资应离任与任中并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西安市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将顶层设计落到了实处，填补了制度空白，有利于强化责任落实，让生态保护不力的状况得到改善。

　　不过，无论是离任审计，还是责任终身制，毕竟是事后之补，虽然有震慑和补缺作用，但制度性短板不容忽视。实践证明，自然资源被浪费，生态环境被破坏，源于“人祸”而非“天灾”。原本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者，秉持的却是“只要我走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执政理念，为了追求GDP而竭泽而渔、践踏生态红线，成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破坏最大的推手。如果破坏已然形成，离任审计出再多的问题，也几乎于事无补。

　　制度的设计应当致力于不敢和不能乱来、胡来。离任审计作为对权力行为的一种约束手段，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如果同时兼顾任前、任中的审计，将其常态化并及时发现问题，那么离任审计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一方面，单纯的从技术层面来说，自然资源资审计面临着多个方面的信息瓶颈，无论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还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都没有现成的、直接可以操作的模式。若没有相应的理论体系、指标体系、评价体系及审计方法作为基础，审计本身就很难开展。

　　另一方面，囿于“人走事息”的生态定势，“得过且过”的好人心态，离任审计有可能成走流程的形式主义。就像官员离任的经济审计一样，一些官员明明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决策失误，却未能在审计中被及时发现，究其原因在于审计的立场不明，其效果打了折扣。如何将审计的关口前移，应当在任中有所兼顾。虽然不能像离任审计那样面面俱到，但实现抽样审计却完全可行，也能建立起一套可以参照的基础指标来。

　　不可否认，“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一剂良药，但这剂药用在什么时候，却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探析。正如专家所言，自然资源资产并没有涵盖环境污染和环境健康等内容，其范围过窄影响面有限，而“领导干部”如何界定，到底谁是审计和终身追究责任的对象、谁是政策设计执行主体等重要问题没有明确，如不能改变“上级考核下级”的问题，并确保审计由独立的第三方来完成，那么“离任审计”和“终身追究”恐怕很难落地。如果任中审计缺位，审计作为权力约束的一大法宝，其效果跟预期可能会相去甚远。

　　严格执行标准资源离任审计才有实效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并非新的制度创设。于此方面，上层决策早有针对性表述。而西安的最新尝试，不过是将自上而下的宏观部署，加以落实和具象而已。然而遗憾之处在于，透过西安市府只言片语的陈述，公众仍旧未能窥见更多的操作细节。当然,我们对于此类正在发育、尚未成型的制度，应抱有足够耐心。一旦其真正健全，势必能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产生极大助益。

　　因决策失误，而导致自然资源被挥霍、被破坏之事，时有发生。恰是基于此，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无疑很有必要。此一机制框架的作用，乃是多方面的：一来，事前预警，抑制官员盲目透支环境、超前开发资源的冲动;二来，事后追责，一改过往“有人破坏无人补偿”的游戏规则……理论上，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究制，势必倒逼官员任上更为节制、审慎。

　　本质上，任何地域性的自然资源都是公共财产，然而在现实中，其往往沦为官员的“个人资本”—被用来刷数据和成绩。很多时候，那些标榜大手笔、有魄力的资源利用行为，常常功利而短视。虽能带来迅速回报，却极大透支了未来的发展潜力。其实，当有限的自然资源，没有沿着传承有序、逻辑清晰的思路来开发，而是任由官员的个体意志和一时之需主宰，酿成种种悲剧实在不足为奇。

　　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虽未有明确的操作方案公布，但其或将面临的种种阻力，早可预见。公众普遍存疑的一点是，由谁发起审计?会否又陷入下级监督上级的窘境?毕竟，离任官员不少是获得升迁，由此更凸显了所谓“审计”的弱势!除此以外，我们同样疑惑，将以怎样的标准，来评价官员的资源利用行为?若严谨来看，其间必然涉及一系列的费效测度、后果评估等专业运作。

　　当然，现实语境内的“环境追责”，或许还仅限制于“发生严重生态污染”的前提下。问责启动门槛如此之高、审计执行标准这般宽容，其实际约束力几何，着实可疑……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凡此种种自然比过往的“放任自流”局面要合理得多。只是，若本着最大程度避免政府行为损害生态环境的考量，所谓审计和问责，本应更为较真、更加苛刻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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