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 的公安部123号令自去年初实施以来，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日前，公安部门交出了执行成绩单：去年一年，超速造成的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61.6%、59.6%;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违法行为下降40.2%。而按新规考证的新司机，被查处违法起数下降更是达到72.9%。虽然曾遭遇“一次就红牌罚下”“比考英语四级还难”的吐槽，但这样的数据或许可为当时的争议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这让人想起许多中国老司机在国外驾考的经验：第一次考没通过，往往不是因为车技，而是因为习惯。老外“并线看盲区”的动作要求相当夸张，转头的动静得很大。聪明的新移民因此在应试前会换上高领硬质的“铁布衫”，只要一转头，“音效”随之响起。良好习惯的养成，就这样在一种近乎苛刻的“开头”中定下了基调。

　　某种程度上，“最严交规”的作用，也是要撬动交通违法和交通陋习的心理温床。“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好习惯养成不易，坏习惯改变更难。 “最严交规”执行一年，交通事故锐减的数据只是表象，如今许多大车司机发车前都会擦干净号牌，往日的“马路佐罗”习惯系好安全带，路口出现了互相提醒劝导，车让人、人让车的场景。这些无形收获，更令人振奋。

　　严字当头，一开始的确令许多人不适应，而一旦执行到位，换来的是共同敬畏和维护制度的好环境。许多关乎治理的问题，往往不是因为制度不够或机制不善，而是因为制度得不到坚决彻底的执行。企业污染排放早有明文规定，如果违法成本太低就形同虚设;禁止公款吃喝已发过几百个红头文件，如果总是通融变通就还难有效果。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和刚性约束，同样要“两手抓，两手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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