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司法公开与其他利益也会存在一定冲突，例如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客观上存在公开的范围与限度，由此蕴含着选择性公开的风险。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开，必须“让公开成为原则，不公开成为例外”。如果符合公开条件而不公开，或是凭司法机关意志选择性公开，就会削减民众的信任。因为对民众来说，他们对司法文明与否、进步与否的直观判断，往往是盯住那些不公开的案件。因此，司法机关坚持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予以审判程序公开，当下观之有接受社会监督的意义，长远而言则是在呵护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司法公开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展现正义的一种理性方式，由此决定了推行司法公开不能“为公开而公开”。庭审直播固然能倒逼庭审规范，但绝对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直播、录播的效果，法官提前熟悉“剧本”，让庭审变成“走过场”。直播、录播并将视频上网，要求更加严格的做好庭前准备工作，要求法官具备更高的庭审驾驭能力，但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与法律规则的适用上，则不能“未审先断”。

　　在日渐成熟的司法公开道路上，希望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其实直播也好、旁听也罢，司法审判程序的公开目的，在于还原司法裁判的形成过程，将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形成判断的逻辑思路，原汁原味展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供民众审读、评判并以优良的司法判断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这无疑对庭审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中国而言，司法公开无异于一场程序革命，其对于法治的意义非同寻常。或许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上还需继续完善，但未来的路径无疑是清晰的，国家的司法活动将变得史无前例的公开透明，“阳光司法”注定会在法治中国的征程上留下灿烂的正义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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