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既然身份证办理存在某种制度上的“洞开”,“受益”的显然就不会止于公安局长。这种猜测,在去年公安部负责人的表态中,就已经得以呼应:要用3年时间彻底解决户口和身份证信息“错、重、假”问题,实现全国户口和公民身份号码准确性、唯一性、权威性。被公安部出台专门的时间表来予以专项治理,可见其中的问题严重性并非一般。而鉴于多个身份证的受益原则,除了技术上的差错,这其中绝大部分如房嫂事件所揭示的,恐怕都与腐败有着多重关联。此次被举报的樊红伟,就是指利用多个身份证“转移这些赃款”。以此而言,辨析“一人多证”上的“腐败信息”,未尝不是当下反腐工作一个不可忽视的切口。

　　如果说户籍信息管理上的某种监管缺失与制度漏洞,为“多个身份证”的出炉提供了源头上的便利,那么官员的多个身份证要想行瞒天过海之效,就定然还需要权力的庇护。被举报多年的樊红伟,为何恰好在此时进入公众视线,并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重视,时机上让人玩味——源自举报者的话称,樊曾酒后吐真言, 称花钱摆平了前某高官,“没人能扳倒他”。在后者刚被中纪委双规之际,关于樊的举报终于成行,这之中所隐约显示的某种权力保护色彩,或许更令人想象。

　　可见,类似8个身份证的身份迷局能够成功上演,当事人所倚仗的绝非仅仅是身份证办理上的制度漏洞,而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力庇护。这种庇护体系的存在,显然比单一的身份证信息漏洞要严重得多。让制度失范后的民众监督失去了本来的力量,腐败得以走得更远,身份证办理漏洞的纠偏得以继续推延。

　　洞悉多个身份证背后的腐败信息就可知,要终结身份证的迷失,诚然需要相关部门对于办理程序的制度性修复,更需要从源头上堵住权力庇护的土壤,让身份证回归本义,而非权力可以上下其手的腐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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