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种报道来看，因拆迁而落马的官员往往具有独断专行的特点。在驻马店，刘国庆被有些市民私下称为“土匪”。他解决强拆带来的纠纷，就是将村民强行驱离住处，并声称：我就是土匪，你们又能把我怎么着。这让人想起沈培平当年在普洱市独霸一方，市民告状，他也口出狂言：你们就是告到联合国也没有用，也得回到我这里解决。

　　这种霸道的作风，是官员权力失控失范的外在体现。从很多案例来看，由于信息封闭，诸如评估方案、补偿标准、补偿对象等都深锁“闺中”，权力极容易在暗箱操作下谋取私利。另一方面，与过于集中的权力现状相比，监督机制显得单薄乏力。在有的地方，一些较大的项目全由一名负责人员勘查、编制预决算、编制安置补偿结算表、签订协议，审核人员甚至连现场也不去，仅履行书面审核手续，审核环节形同虚设。这给腐败分子寻租牟利大开方便之门。

　　一些官员之所以深陷“拆迁腐败”，既是其个人私欲放纵的结果，也与权力顽疾息息相关。个案的查处固然有必要，但更需完善监督制约，用制度笼子关住权力，切断权钱之间的纽带，才能从源头上防治“拆迁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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