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诸多国家，都建立了监护权撤销制度。美国的《儿童虐待和处遇法案》规定：公民遇到疑似儿童虐待个案的情形都有举报的义务;医生、护士、教师、警察遇到相关情况负有法定举报义务，未举报者以失职论。通过这样一套制度设计，构建了最大程度保护儿童不受侵犯的社会体系，更重要的是让儿童权利不可侵犯成为社会共识。

　　但我国的监护权撤销制度，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时”，才能依法启动监护权撤销程序。显然，这方面的儿童权益保护尚不彻底，而且法规条文操作性不强——对没有安全履行监护职责能力的，法律并未界定监护权利与撤销。

　　慈溪事件中，若胡某精神有问题，本就不具有安全履行监护职责的能力;若因夫妻之间吵架，也需要有一种禁忌约束其不敢将怒火撒向年幼的孩子。所以，有关部门需要尽快完善我们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并培育儿童权利不可侵犯的社会共识与自觉，来遏住狠心母亲的“凶暴”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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