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汽车限牌为例，相关部门会搬出“保密”“将社会影响降到最低”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选择关起门来做决策。这样一来，决策极有可能变成少数人的决定。于是，在政策出台之前，即便是在相关职能部门内部，知情者也是少数。可想而知，众说纷纭之时，向有关部门求证，也难得到权威、正确的答案。尤其是一些 “拍脑袋决策”，所谓回应、辟谣，甚至可能变成“自打耳光”。一些地方“半夜限牌”风波就说明了这一点。

　　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没有法规约束的“部门决策”，本身就存在程序性硬伤，抵不住谣言传言的攻击，自然也谈不上辟谣的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中央一再强调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到实处，既需在思想上绷紧讲规则、遵程序这根弦，也需在实践中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好习惯，从而不断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工作。

　　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治者。对遍地乱跑的不实传言，敢于亮出法治之剑，始能廓清迷雾、安定人心。这种辟谣方式，也是对治理者的有益提醒——法治才是公信的基石，唯有依法行政、公开行政，决策才能经得起实践和民意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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