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广州来看，也已经暴露出一些借“筐”装经费的蛛丝马迹。比如，在会议经费整体下降的大背景下，广州多个部门的会议费预算却“逆势上扬”，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会议费增长了4倍多、广州市外事办的会议费增长了1.1倍，而区教育局则列了200万元培训费进入会议费。某机关干部披露，有单位将“集体外出活动”、定点酒店接待费，都塞进了“会议费”。

　　去年下发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除了明确要求严控会议费，将会议费纳入预算外，对会议费的公开其实已有要求：“各单位应当将非涉密会议的名称、主要内容、参会人数、经费开支等情况在单位内部公示，具备条件的应向社会公开。”

　　公开的方向虽已经提出，但仍失之笼统。广州这些会议，不可能全都“涉密”，多数应是要公开的，但具备怎样的“条件”才必须公开，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而且，除了部分被“混”入的其他费用，现实中也不排除有些部门确实会议太多、标准太高、花费太多，要压缩这些看似“正常”的会议支出，也需要更明晰的标准。如专家所言，从会议费的含义、口径，到会议的人均标准等，都需要制定严格的规范。

　　当然，最治本的办法还是要尽早修改完善预算法，将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纳入监控。强化法律约束，公众才不会追在“三公”、“四公”后面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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