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食品监管体制经过几轮大的改革，由之前的工商、质监、食药监的“分段监管”，改为由食药监统一监督。食药监的监管任务成倍增长，但人员编制却没有大的增长。上海区级的食药监部门一般总共只有二三十人，难以深入一线监督执法。目前主要监管形式还是由辖下食品企业上报文件，搞“案牍监管”，其实主要就是靠企业“自律”了。

　　还有，一些行政监管部门，对于大型外资企业的操守过于迷信。同样是执法检查，对国企、民企和外企，态度分三六九等，想当然地把洋企业推定成“好孩子”。

　　加之，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实施封闭式管理，“门禁森严”。比如，福喜工厂从大门到重要车间，要经过四道门，每道门都要换鞋换衣服，这几道门就能为车间清理现场留出足够的时间。甚至就是上海东方卫视曝光福喜的当晚，上海市药监局副局长、上海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带队进行现场执法时，居然还被公司保安挡在门外，后来通知警察协同执法，才得以进入现场。

　　所以，在日益高调的食品严管环境下，像福喜这样的大型工厂反而成了“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让他们有了干坏事的空间。

　　另一方面，目前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的事后严惩，难以落实。这一轮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从之前管头管脚到“负面清单”监管，从事前行政审批、用门槛监管，转向事后的监督严惩，但目前很难实现公众期望的“罚到倾家荡产”。

　　一者如果单纯依靠《食品安全法》，其规定的罚款金额是“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这导致食药监部门无法开出天价行政处罚，也就难以打痛无良企业。

　　再者民间维权渠道不通畅。《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都规定了假一赔四、假一赔十，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相比维权的人力、物力，这样的惩罚性赔偿还是没有吸引力的。从欧美国家治理食品安全的经验来看，强大的民间组织、集体诉讼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关键是放手民间对无良商家的集体诉讼维权，让违规者付出他们付不起的代价;这样也能减轻政府的监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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