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市民参与，实现良性互动

　　其二，管理者也应该进一步改变以往单向、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管理方式，扩大市民参与，与市民实现良性互动。市民的诉求可能是个人化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将市民意见纳入管理程序之中，不仅仅是一种便民之举，更是弥补管理漏洞、拾遗补阙的积极举措。同时，广泛地问计于民、公众参与，也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抱怨和阻力。

　　每一次成功地举办重大活动，都离不开市民的主动参与，甚至是“不参与”，比如此次APEC会议，很多市民在紧急征集拼车。问题是，活动的成功除了市民的责任与奉献之外，还应该有更为精准、完善、人性化的政策设定。

　　每一次活动都不能止于应急，而是应该有所总结，有所收益，比如，以单双号限行为例，是不是可以在APEC会议之后，综合有关各方的信息、数据、难题等，形成相关的评估报告?限行对于治理城市交通拥堵贡献如何?对于削减挥之不去的雾霾效果如何?这样的报告，必将对今后城市治理、大气治理的科学化有所助益。

　　城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一项公共政策出台的背后，既有着民意与政府意志的对立，也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从本质上讲，若想避免对立，就应该摒弃习惯的简单化管制思路，充分考虑民众感受，不断扩大公众参与。譬如北京市此番单双号限行，大可强调这一举措中有关各方的合作而非对立的因素;要求政府部门公开、即时纠偏;鼓励公民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动参与，等等。

　　易言之，惟有将有关部门自上而下的限行通告与民众的主动参与融合起来，则这一次的限号方可有望收取积极的功效。而这，正是建设透明政府、法治政府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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