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憋屈了》道出权力末梢的“任性”

　　法律成了橡皮泥，具体的执行、处罚标准被一线执法人员任性解释，源于立法权制定过于“宏观”，往往被行政权架空。

　　这篇《我太憋屈了》戳中了众多企业经营者的泪点，也道出了在政府简政放权、职能转变改革两年多以来，基层的权力末梢上存在的严重的“任性”问题。

　　首先，之所以法律成了橡皮泥，具体的执行、处罚标准被一线执法人员任性解释，还源于立法权制定过于“宏观”，往往被行政权架空，导致法律不如条例，条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局长的口头解释。个别执法人员自然拥权自重，对企业予取予求。

　　企业对实力部门必须忍气吞声，甚至不得不上供“特种税”。反过来说，利用法律规定的“弹性”，个别官员就有了“合法伤害权”，就像吴海所吐槽的一盒薯片过期，罚2000元合法的，罚5万也合法，企业没个正常的申辩渠道。

　　其二，行政审批改革没有执行到位。政府一直在努力清理过多的行政审批，推出“权力清单”机制，简化工商登记改革，李克强总理也特别强调“今后一般不新设许可，因特殊需要确需新设的，必须严格遵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但个别基层权力部门还在任意地自我授权，任意提高行政审批门槛。

　　其三，吴海们的憋屈，还在于“民告官”机制没对权力形成有效约束。对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任意提高行政门槛，恶意从严解释法律等违法行为，之前行政诉讼的渠道不畅通，包括法院难以审理本地政府的案件，企业不能对红头文件这类“抽象行政行为”提出诉讼，导致个别官员不忌惮违法的后果。

　　说一千，道一万，得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得打出组合拳。第一，要全面贯彻新《立法法》，推行税收法制化，提升立法的质量，压缩自由裁量的空间。法律定得尽可能详细，不让行政部门有任意解释、执法的弹性空间。第二，全面推进行政审批改革，让行政审批有公开的标准以及透明的程序。第三，贯彻新《行政诉讼法》以及推进司法改革中有关行政诉讼异地审理的试点，让行政权受到司法权的有效监督。第四，推行制度监督与舆论监督，严惩那些敢于伸手索要“特种税”的苍蝇、老虎。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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