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朋友圈”深度套牢

　　成都国企系列腐败案表明，落马高管骄人的业绩背后，是钱权交易的罪恶勾当。而在权钱交易的背后，总有一个由掮客、商人和国企高管构成的“腐败共同体”。在这些国企高管的“朋友圈”中，潜规则吞噬了市场规律，暗中勾兑取代了公平竞争，国企高管们的一次次“顺势而为”将自己推向了深渊。

　　戴晓明：一些朋友和老部下给我拜年、过生日，我想都是“人情”也就收下了。还有一些我帮助过的朋友，让他们的企业走出困境，出于感谢也十万、几十万地送我，我也当成“人情”收下来。在与人的接触中，我的社交圈迅速扩大，看到一些老板一掷千金的潇洒、花天酒地的生活、纸醉金迷的猖狂，想着无非是钱在支撑他们，心里就不服气。对于他们的拜年感谢，原来也不要，但想到是朋友盛情难却，是人之常情，就收下了。

　　我的妻子交往圈子扩大后也和人家比，跟着人家学，投资购房、玉器，而要支撑购房和玉器的开支，没有大量的资金是不行的。这也助长了我后来对礼金、贿金不问青红皂白统统收下，让自己劫难当头。

　　平兴：从我的违纪违法事实来剖析，除了一般交往中接受红包礼金的违纪情况外，接受大额现金或干股、好处费等情况均发生在交往多年、甚至十多年的一些企业和企业家身上，且几乎都对我做人做事方面有一些认同感。在这样的交往之中，渐渐模糊了工作与朋友关系的界限，在一些项目合作上，实际已蜕变为利益均沾的共同体。

　　徐彪：在平时的交朋结友上，我良莠不分，平常一起吃吃喝喝、称兄道弟，关键时候却守不住底线。平时我的生活习惯不健康，常是吃、喝、唱歌、搓麻将，这些活动占据了我8小时之外的大部分时光，很少有心思去考虑工作上的事情。

　　国企权力巨大，效益好就能遮百丑

　　国企高管缘何频现“能干能贪”现象?反腐专家表示，这一现象表明，过去许多国企未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企业中心工作，企业高管权力过大、运作透明度不高;企业监事会严重缺位;相关国资监管部门未能很好履行监督检查和日常巡查的职责。

　　平兴：国企拥有巨大的权力，掌握着对土地、建设、项目、资产、资金、资源等巨大的支配权。由于国家的法治环境、公众监督的体系尚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微观制度也未达到科学的程度，具体工作中“人治”的情况仍较为普遍。在此环境中为官或经营国企，对人的考验是巨大的。特别是市场经济在完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利益“黑洞”，各种利益集团会盯上政府或国企在资源配置上拥有的主导权，让权为利所用。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进入快速发展期后，企业规模扩大迅速，我没能在风险管控上进行专业化的建设，加上我在组织的信任下，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权力进一步扩大，导致在几个开发项目的合作中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工作层面来分析根源，公司制度缺失，流程不完善，风险控制手段不足，我作为主要负责人决策权过大。

　　戴晓明：一方面自我安慰收的只是朋友的礼金，都是他们主动送我的，不是权钱交易的结果;另一方面，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只要效益好就一肥遮百丑。每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我也大讲廉洁从业，要求每个国企领导做人有原则，做事有底线，交友要谨慎，权力莫乱用。而自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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