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情形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其压力来源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挡诱惑等。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该中心同年开通了“咨询热线”，但从相关渠道获悉，目前几乎没有官员自报家门直接拨打该热线，前来咨询的几乎都是官员的家属。这个调研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论，即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在记者的采访中，心理医生和研究学者坦言基层公务员遭遇的心理健康问题更甚，“基层处级以下官员占到公务员队伍的90%左右，他们多数没心理检测的意识，咨询渠道更少，再加上上升空间窄，压力会更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理应得到重视。”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告诉记者。

　　还有学者将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那一年的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有些心理学专家还被请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小组。

　　“所谓的抑郁或心理疾病，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北师大心理学系教授许燕曾对媒体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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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自杀官员占三成

　　2015年元旦后，全国多地区的党政机关、高校以及企事业单位，收到了转发自中组部关于“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统计表”的通知，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对于什么是“非正常死亡”，此次统计的说明书也做了专门解读，即因自杀、他杀、工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火灾等意外事故、死刑执行等原因导致的死亡。

　　有媒体统计，2000年至今的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过的案例里，大部分为自杀。《财经》曾不完全统计出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官员非正常死亡数量，共计99名，其中52例被证实为自杀，34例在公开通报或报道的表述中为坠亡或溺亡等。

　　而中组部年初下发的调查表要求填报“死亡原因”时，有“自杀、他杀、其他原因”三项选择;而7个自杀原因选项位于前三的，分别是“涉嫌违纪违法;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工作压力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表示，问卷的设问方式暗示着一个信息，惩戒“违法违纪官员”反腐大背景下，官员自杀确与之有着关联性。

　　高强度反腐确实让一些官员饱受压力，如2014年原南京六合区委书记、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娄学全，因接受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被免去官职，并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三个月后在家上吊自杀。“这几年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明显下降，但自杀官员的数量却明显上升。”聂辉华告诉北青报记者。“我们收集了最近三年的样本，贪腐或涉嫌贪腐的官员在自杀官员中大约占到三成。”(记者 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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