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农村抛荒、半抛荒的土地也越来越多，深深刺痛了朱锦荣的心。“农村抛荒地很多，即使不种，农民也得交农业税，所以很多人愿意把土地交给我种，我帮他们交税。”朱锦荣说，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前，他耕种的土地超过1000亩，“那时候也就5台手扶拖拉机，每亩年收益能有四五百元。”

　　经过20多年积累，他接管的土地逐步连块成片，范围不断扩大，自己忙不过来，只能请周边的农机手帮忙。但农忙时节农机手难请，部分农田因此失收。

　　求人不如求己。2011年，朱锦荣发起成立锦荣农机专业合作社，陆续购进多台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拖拉机、手扶拖拉机、烘干机以及植保机、开沟机等，全村20多个种田大户成了农机合作社社员。朱锦荣把库房分割成配件间、维修间、仓库、油库、机库，常年有5个人专门负责耕种和维修农机。因为农机用油量大，去年油价低迷时，朱锦荣一下子购进5吨柴油，储藏在自己的油库，后来油价上涨了近20%，让他得意了很久。

　　朱锦荣接管的土地最多时超过3200亩，后来自己算不清了，就请曹家镇村两位退休村支书帮他管账。“他这个人啊，农民托管给他8分地，他算一亩，算来算去，自己也糊涂了。”65岁的印耀辉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他和63岁的陈建平，就帮着朱锦荣到地头核实面积、分清每块地的种植种类，建立台账、发放租金。一直忙到春节，终于把土地全部重核了一遍，125万元的租金也全部发完。

　　“现在向农户交租金，每亩每年要五六百元，能挣三四百元。”见记者不解，朱锦荣说，现在粮价上升了，机械化程度提高后，种地成本也在下降，所以收益仍然不错，“即使现在种地不赚钱，我也安心，毕竟没让这些土地抛荒。”

　　不过，朱锦荣还是有隐隐的担忧，因为目前种地的多是和他差不多岁数的老人，他雇用的帮手也是老人。“我估计自己还能忙几年，希望儿子能来接班。”朱锦荣的儿子目前在启东滨海园区做生意，开了好几家门店。“你儿子的生意挺好，他不一定能看上这些土地。”印耀辉在一旁嘀咕道。

　　外来的“启东农民”

　　朱锦荣目前是启东接管农田最多的“种粮大户”，但更多的“种粮大户”，是外地人。来自连云港灌云县的潘广时便是其中一位，目前托管三个镇1000多亩地。

　　“15年前我刚到启东时，有很多田地荒芜，只要帮村民交农业税，土地就可以给我种，而且收成全归我。”当时，潘广时夫妻带着刚出生的女儿，一家三口跑到启东“讨生活”，身无所长，只能靠种人家的地谋生，却从此站稳了脚跟。

　　2000年，潘广时种了14亩的“老黄瓜”，当年就挣了11万元，后来借给堂兄做生意亏了，他更加坚信土地上的商机。40亩、100亩、200亩，潘广时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主要种麦子和大豆，一年两季，每亩每年赚500元左右。”潘广时显得有点小满足，乐呵呵地说，“种田无忧无虑，没人管，图个自在。”

　　前两年，潘广时花16万元租下南阳镇光明村废弃的村小，把它改造成自己的“根据地”——堆放各种农机、种子、化肥农药等，去年又花30万元建起厂房，用来存放4台烘干机。

　　与朱锦荣相比，潘广时的规模还显得小了点。“现在我还要努力做大，做大了才有竞争力。”身强力壮的潘广时尽管只有初中文化，最近也张罗成立了一个松散型的农机合作社，30多人，多数是农机手，有活大家帮衬着干。

　　拖拉机、收割机、旋耕机、开沟机、播种机……各种农机杂乱地停放在广场上、仓库里。“你雇了几个人?”“就我一个，这些机器我都能开。”不仅能开，潘广时还“懂”修理，因为“捣鼓捣鼓就行了”。在一间被当成临时客厅的校舍墙壁上，挂着各种农机钥匙，也许只有他才分得清每把钥匙的归属。

　　“你呀，真该雇人帮帮你，最起码帮你管管台账，不要什么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在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眼里，小潘很能干也很辛苦，因为是外地人，对本地人客气宽容，显然有时候容易吃亏。去年年底，见小潘实在忙不过来，包汤兵就组织村干部帮他与村民定租赁合同、发放租金。添置烘干机时，同样是包汤兵与电力公司协调增容事宜。

　　“如果他们不来种地，这片地真有可能荒了。”包汤兵说，光明村全村近4000亩地，小潘一个人就托管了660亩。“年轻人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以后的地啊，还真得指望小潘他们种下去。”56岁的包汤兵说，再过10年，他种不动了，肯定要把土地托管出去。

　　在潘广时所租的村小后面，有一家手套厂，吸纳了附近很多三五十岁的农村妇女，她们的承包田，基本上托管给外地人了。“在她们眼里，种地低人一等，宁可进工厂拿一份并不丰厚的工资，也不愿意种地。”74岁的包汉冲，目前还种着4亩地，他的两个女儿都嫁到了邻村，女婿常年外出打工，女儿们便赋闲在家，这地，却是不会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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