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虹镇只是地方主动转型升级，适应新常态的缩影。记者在临安市国税局了解到，全市817户重点税源企业增速迟缓。

　　“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24%，去年回落到个位数，今年一季度也是个位数。尽管财力在增加，可钱袋子鼓起来的速度却没有以前快了。”临安市财政局副局长胡钧说。

　　在亳州市，财政收入增速也在放缓。去年下半年，亳州财政收入增幅从2位数下滑到1位数，今年前4个月增幅仅5%，是近5年同期最低。

　　亳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张传宾说，增值税、营业税等几大税收增速低，土地出让金减少。“而过去地方财政收入连年高增长，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如果说新常态给地方财政带来减法，正在推进的营改增改革，则带来了除法——营业税从地方税变成了央地共享税，多数地方失去了最大的主体税种。

　　在临安市，营业税占地税收入近三成。因此，当前基层干部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填空”?

　　“改革红利”的预期与现实差距

　　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国家“四梁八柱”基础性改革中首个深入推进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让基层干部充满企盼。

　　走在潼南区大街上，满眼干净整洁，区里正在创建全国卫生城。而过去，财政资金覆盖不到的背街小巷，白色垃圾随处可见。

　　“各级财权、事权重新划分，让我们尝到了甜头。”区财政局副局长袁邦全说，以前街道和区县“一锅吃饭”，财政资金到位量和时间都不确定，开展工作没计划，有时街道干部得自找收入;重新划分财事权后，财政足额定期发放，干部精力用在民生上，街容街貌大为改观。

　　路遥知马力。有些干部认为，改革红利实现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营改增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经济，但需要先培养起新的税源。

　　不少地方关注的，是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的重构。在他们看来，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是三大地方“预期税种”。

　　对于消费税，临安市国税局副局长叶一军算了笔喜忧参半的账:临安经济发达，消费能力强，如果把消费税征收从生产环节转移到零售环节，仅成品油和烟草两项收入就可达6.5亿元-8.5亿元，占全市地方税收入的四分之一;不过，征收环节之变带来被征收主体之变，好比从向大象征税到向千万只蚂蚁征税，征收成本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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