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开证明已经成为一些社区居委会不能承受之重。如今他们开具的证明不但种类越来越多，而且很多证明并非应由社区开具，一些职能部门和单位为了推卸责任，把证明环节转嫁到社区，社区事务因此大增。这一现象亟待引起关注。

　　社区成了证明“大本营”

　　记者在天津、吉林等地基层社区走访时发现，居委会要为居民开具的证明种类可以用“五花八门”来形容。有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现在社区开具的证明可以分为婚育状况类、关系证明类、身份户籍类、情况证明类、生活水平类等等。

　　仅经常要开的证明就包括流动人口证明、无收入证明、贫困证明等60多项，这还不包括一些单位随时指示社区开具的临时种类证明，如身份证信息错误证明、保险投保人是否是意外受伤等证明。

　　长春市一位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社区成了名副其实的证明“大本营”，在社区的日常工作中，开证明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她曾经在一天内开出了8种不同类型的证明。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除了婚育状况、收入等常见的证明种类外，一些居民前来社区开具的证明让人哭笑不得，例如有居民不小心把钱忘在口袋里被洗破了，出现残缺，无法辨认和使用，到银行兑换，银行居然要求社区出具证明，证明钱是被洗坏的。

　　各种奇葩证明层出不穷。记者了解到，如同证明“你妈是你妈”，曾经有一位居民在办理事务时被要求证明“我就是我”。他在街道办事处办理独生子女证时，带了身份证、户口簿、医保卡和以前的独生子女证，但办事人员依然说不能证明他是他自己，必须要社区开个证明。

　　“开个证明可以，但是证明背后的责任我们怕担不起。”天津市南开区一位社区主任说，需要社区开的证明多而滥，社区公章被迫变为“万能章”，其实社区难以承担这些证明的责任。

　　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无执法权，居民也没有报告的义务，而且居委会往往人手有限，对居民收入多少、买过几套房子、婚否、亲属关系等往往很难准确掌握，也很难证明。

　　权力任性催生社区“受气筒”

　　记者采访了解到，社区之所以成证明“大本营”，与一些职能部门不愿担责、转嫁风险等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成为“挡箭牌”和“受气筒”，也容易滋生腐败。

　　例如某地交警部门曾下发文件，要求特殊驾驶员的资料由社区掌握管理，但对于社区来说根本不现实，社区没有能力对这类事务进行管理和证明。还有一些保险公司在进行理赔时，关于投保人和受益人的关系、受伤情况等很多事项都推给社区来证明，保险公司本身不进行实地调查。

　　社区有时候不得不承接开具这些证明的工作，原因之一也在于社区没有底气说“不”。记者了解到，目前还找不到一份明确的规章说社区什么样的证明可以开、什么不能开，责任清单并不明确。“上头的哪个部门我们都得罪不起啊。”一位社区干部说。

　　这样的尴尬局面也给社区带来了诸多难题。吉林省柳河县的一位社区干部告诉记者，有时确实无法为居民开具相关证明，居民就会认为居委会故意为难居民，故意不给居民办事，久而久之也影响居民与社区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如果居民坚决要求开证明，社区只能冒着风险开出证明。

　　记者了解到，此前长春市就曾出现社区干部顶着压力开证明，但该证明最终出现问题，导致有关方面经济利益受损，社区干部也因此受到处理。

　　基层社区开证明过多过滥，也让一些人看到了寻租空间。北京市门头沟北村村委会主任周某某在拆迁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开具假证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据了解，周某某协助政府开展征地拆迁的工作，其滥用职权，为原本不属于村民王某某的宅基地开具证明，证明该处宅基地为王某某所有，致使王某某获得拆迁补偿款129万余元，造成国家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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