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形成庇护式腐败

　　对于“打干亲”现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它原属民间传统习俗，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有的是出于封建迷信考虑，觉得认干亲可以让小孩免于灾病，给他们带来好运气。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孩子身体好不好、会不会得病、未来有没有好运气，跟干亲完全没有关系。”

　　任建明指出，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文明进步，“打干亲”现象应是越来越少。若某一地方存在许多认干亲现象，其背后往往另有原因和意图。

　　“对于官员群体，要有更高的要求。官员不应该通过结干亲建立特殊社会关系。”任建明说，若是官员与官员间或官员与商人间结成此种关系，可推断其背后存有一些不合理、不正当的诉求，双方期望以干亲关系，进一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在高压反腐之下，能够建立“攻守同盟”。

　　“我曾写过几篇文章谈庇护制，它是一种恩主——侍从关系。当这种关系被运用于政治生活中时，与腐败就有了天然的联姻，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庇护式腐败。”在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湘波看来，官员之间的“干亲”关系，是庇护制的一种反映。

　　“在庇护式腐败关系网络中，位高权重的庇护者，往往直接或间接利用公权力、公共资源，来构建庇护网络，为亲信等被庇护者散播利益和好处;而被庇护者则提供自己的忠诚或输送金钱、美色利益。”田湘波表示，在这个庇护的网络中，庇护者与被庇护者往往抱成一团，利益均沾，形成腐败的封闭圈子。腐败圈子里面的人则构成互惠关系、相互勾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导致群案、窝案、串案的发生。

　　任建明还指出，“打干亲”属于中央三令五申禁止的搞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利益集团的一种表现。“这些党纪所禁止的、不健康的小圈子，从本质上破坏了政治生态，使政治生态庸俗化。”他举例说，比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的“圈子”，便属于一个典型。季建业利用手中权力，长期为身边的商人创造“机会”。这些商人获益后，又以为季家办事或送现金、房产等方式“反哺”。

　　“一禁了之”难以治本

　　青神县禁止“打干亲”的举措，在网上引发热议。有支持者认为，此举可以杜绝“圈子”主义、山头主义。而反对者则质疑，这是形式主义。

　　“总体来说，我肯定他们的做法。”任建明说，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应该明确禁止此种行为。已经建立“干亲”关系的，要对其进行监管，以恰当的方式促使其解除关系。但他同时认为，从反腐角度看，禁止“打干亲”还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是，要对官员手中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任建明建议，青神县除采取公开宣誓、宣传等形式，还需深入调查那些因腐败被查处的官员，看他们中有没有干亲，或干亲在腐败中起着什么作用，然后将这些真实案例拿来做警示，以此推动禁止“打干亲”工作。

　　“我们的真正的目是，要优化政治生态，推进反腐倡廉，实现政治清明，任何措施、政策都只是手段，不应把手段当成工作目的。”任建明指出，既然“认干亲”在青神县具有一定普遍性，以此类推到全国其他地方，是否也隐藏着同样的社会弊病?

　　与任建明一样，田湘波也对青神县公开宣誓不“打干亲”的做法表示赞同。“但是，只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利用‘打干亲’进行的利益交换，是公私利益冲突的表现，特别是‘裙带关系’的一种表现。”田湘波强调，中国是个特别注重人情的社会，尤其要防止“裙带关系”。

　　近些年，随着一些案例曝光，“干爹”一词被人们视为带有情色消费的贬义词。一些官员假借“干女儿”之名包养情妇，试图掩盖背后的权色交易。记者注意到，青神县出台的“六不准”政策中，明确提到禁止以“干儿女”等方式“打干亲”。

　　对此，田湘波表示，“打干亲”中的认“干爹干妈”方式易导致利益输送，“干爹干妈”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公权力为“干儿女”输送利益和好处。现实中，最为普遍的就是“干爹”与“干女儿”的权色交易关系。

　　比如，安徽宣州原市委书记赵增军、首都钢铁公司北钢公司原党委书记管志诚、成都市交通局原局长石全志等，都与“干女儿”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因严重违纪落马前，被指包养情妇，有多位“干女儿”，且在当地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石全志则挪用公款100万元帮助“干女儿”经营按摩公司。

　　随着权色交易的大量曝光，许多人士呼吁将性贿赂纳入到腐败打击的法治体系里。任建明告诉记者，贿赂的媒介非常广泛，但我国法律将贿赂媒介限定为财物，这有很大局限性。“只要是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符合人性的贪婪欲望，都可能成为贿赂媒介。”他建议，在完善立法方面，可参照其他国家的普遍做法，将贿赂的媒介修改为“利益”或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不正当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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