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3日，仲裁庭书记处通知当事双方支付第二笔仲裁开支150万欧元，要求中菲各付75万欧元。当年3月菲律宾支付75万欧元，4月又“代”中方支付75万欧元。

　　2016年1月，仲裁庭书记处通知当事双方支付第三笔也是最后一笔仲裁开支85万欧元，要求中菲各付42.5万欧元。当年3月菲律宾支付了42.5万欧元，4月又“代”中方支付了42.5万欧元。

　　一个当事方的费用可以由另一个当事方代付、垫付或者替付吗?

　　临时仲裁庭在所谓最终裁决中有这么一段解释：“常设仲裁法院可分期要求当事方预付同等金额的仲裁费。如一方未能在45天内支付，仲裁庭可通知双方，以便某方支付费用。本案当事方曾被三次要求付费。菲律宾按时支付了费用，中国没有。在被告知中方未能付费之后，菲律宾支付了中国的费用。”

　　反正只要能推进程序，钱不是事儿，合不合理也不是事儿。

　　见钱就开的仲裁庭

　　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律专家毕家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乃至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理论上讲，只要肯花钱，花大价钱，国家、企业或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所谓的仲裁庭打官司。

　　民事官司、商业纠纷，收点诉讼费、劳务费，本无可指摘。

　　只是，官司涉及国际争端，当事方是国家政府，如何摒除国家实力、财力等一切外界干扰因素，保持司法的中立、公正，是重要考量。

　　例如，归属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在审理涉及国际问题时，法官的酬金、薪水一概由联合国支付，以保证司法人员客观中立。而具体到南海仲裁案中，容许一方包办仲裁费的做法极易影响仲裁判断。

　　法律人士解读，在国际仲裁事务中，这种程序可能导致仲裁庭的极度偏颇。而且，在很多仲裁案中，仲裁员是可以与当事方议价的，在只有一方愿意支付的仲裁案中，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仲裁员的仲裁取向是否会向出资方偏移。

　　像南海仲裁案这种单方提起、单方参与，最终做出荒唐无效的判决并非没有先例。

　　2013年，荷兰就俄罗斯扣押一艘荷兰籍破冰船一事提出仲裁申请，而俄罗斯认为仲裁庭无管辖权拒绝参加。最终荷兰为俄方垫付了15万欧元仲裁费，单方面强行推进仲裁。仲裁庭做出要求俄罗斯赔偿损失的裁决，俄罗斯没有接受仲裁结果。

　　常设仲裁法院中国仲裁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刘楠来认为，这类仲裁属滥用国际法，给国际法治留下的反面判例。如果在无法取得一方认可的情况下，所有的国际争端都走向单方面仲裁，那么，国际法的权威就会受到毁灭性冲击，有悖“定纷止争”的国际法精神。

　　重金砸出的荒唐

　　如果菲律宾花费了总计3000万美元用于南海仲裁案，刨去向常设仲裁法院支付的285万欧元，剩余部分可能都用在了律师团和证人身上。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菲方律师团队共8人，包括美国国际法知名律师保罗·雷切尔。他曾代理尼加拉瓜诉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一案，以及多起涉及国际争端的案件，手法老到。

　　在南海仲裁案中，涉及临时仲裁庭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问题上，雷切尔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是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经过律师团队的包装，再与临时仲裁庭“妥善接洽”，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由此出炉。

　　刘楠来指出，从所谓“最终裁决”中透露出的几个细节都值得推敲。其中，临时仲裁庭只指派了一名地理、水文专家考察，那么这一专家提供的材料是否全面、是否真实中立是个疑问。“至少可以说，仲裁庭是单方面取信，听了一面之词，证据链不完整。”

　　耄耋之年的刘楠来坦言，在他经历的众多案件之中，南海仲裁案算是最荒唐一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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