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措施使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2017年时政热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会带来诸多影响。近年来，虽然党和政府积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仍在警戒线上高位徘徊。对于中国来说，收入分配事关能否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就如何抑制收入差距扩大、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教授。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参考报》：今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虽然比2015年提高了0.003，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基尼系数总体下降的趋势。不过，不得不说，基尼系数多年高位徘徊时刻提醒我们要高度关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有哪些特点?

　　李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出现了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曾出现过不断扩大的趋势。近些年，政府高度重视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重大成果：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近几年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全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受到了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势头得到抑制，基尼系数有所回落。但也应看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依然存在，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当前我国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缓解社会矛盾的关键时期。大量的国际研究文献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差距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发现，20世纪70—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高收入国家，一部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而两类国家的最大差别是他们当时的收入差距不同，后一类国家收入差距远大于前一类国家。他收集的数据显示，前一类国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为0.33，而后一类国家为0.47。可以说，一些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因此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有重大意义。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战略部署和具体要求，着力规范分配秩序，努力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在“调高、扩中、提低”方面继续发力，增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方面难题亟待解决

　　《经济参考报》：当前全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共识：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而且中央和政府也先后出台了多份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方案，要求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您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哪些地方?

　　李实：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难点问题。

　　第一，如何持续地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并使其收入增长超过高收入人群?在过去几年，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全国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来自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农村中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超过了非贫困地区。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短期性。三种短期因素分别是：一是农产品价格的过快上涨使得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有了更快的收入增长;二是政府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造成了对非熟练劳动力(主要为农民工)需求的增加，推动他们工资的较快上升;三是过去几年政府财政收入保持了超高速的增加，从而增加了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使得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性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现在看来，上述三种短期因素很难成为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区间下移，经济结构发生更大改变，能源消耗和环境约束硬化，这对于收入分配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不得而知的。从一些相关文献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不利于就业增加，不利于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而经济结构不断资本密集化和技术密集化也是不利于非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增长，而在环境整治过程中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技术工人的就业。因此，对经济增速放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有充分的估计。

　　第二，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社会的发展实践表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有助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但是“扩中”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结果，而政府的短期调控政策能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所占的比重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是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就业结构向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就业结构转变。对于我国经济来说，这种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二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要超过50%，而且高等教育的质量有大幅提升。要实现上述两个转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高等教育制度。

　　第三，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调节高收入?高收入有不同的来源渠道，也产生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对高收入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分为合理性的高收入和不合理性的高收入，并且对二者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前者应采取合理的税收手段加以调节，而后者则需从制度上加以消除。即使是合理性高收入，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税收调节手段。比如，因为税收制度没有起到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需要改革个人所得税。虽然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绝对额要高于低收入人群，但高收入人群负担的个人所得税率绝对额并不是很高。这是因为高收入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避税。除了个人所得税外，更为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手段是实施财产税，但短期内财产税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另外，税收制度之所以不能对收入差距起到更有效的调节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结构中直接税的比重过低，而间接税比重过高。一般意义上来说，直接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间接税会扩大收入差距。

　　第四，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中，如何消除特殊利益人群和部门的阻挠?伴随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断恶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特殊利益集团反对改变分配格局的力量会更加强大。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离不开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变革。然而，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些特殊利益部门不愿意舍弃自身利益，利用部门影响力来拖延改革进程，抵制不利于自身部门利益的改革。需要警醒的是，特殊利益部门和人群的强势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僵化会相互强化，使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难度变得愈来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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