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一轮房价上涨导致广大中低收入阶层越来越买不起房子这一现实，近日，14名学者联名上书国土部和住建部，提出应该进行“二次房改”，其基本方向是建立能够满足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的公共住房制度（包括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减轻高房价给“夹心层”带来的压力。（《北京商报》8月26日）

　　之所以关注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乃是因为高收入阶层可以通过商品房来解决其住房问题，而低收入阶层也可以通过保障性住房来解决其住房需求，惟独中等收入阶层没有专门的住房制度来提供支持。有鉴于此，不少专家就要求出台专门的政策来解决作为“夹心层”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

　　我不怀疑这些学者的良好初衷，但是从已有的报道来看，学者所呼吁的“二次房改”还是没有走出依赖政府的怪圈。即便政府采取了如他们所说的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和建筑开发商以“定地价、定建房标准、定税费率、定5％利润率，竞房价、竞建设方案，综合打分高者得”的方式招标供地建设的准市场化平价住房，但在现有制度下，这些房屋能不能够供应给60％左右的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如何确保经适房所暴露出的诸多丑闻不会在这些“准市场化平价住房”上重演？

　　同时，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是，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合理的房价租售比应在1：250以内。而当下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房价租售比均超过1：400，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屋而不是通过租赁住房这一看似更加理性的途径来解决住房问题？而且，在今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决定了“努力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而不是如草案中所写的“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为什么对单个个体来说，“住有所居”不如“居有其屋”？除了传统文化中人们对房屋的依赖，还存在技术和制度上的制约因素。一个技术上的考量是，房产并不仅仅是一个住宅消费品，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保值增值功能的资产。在当下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贷款利率极低，因此从银行贷款买房就是一笔合算的买卖。由此产生释放了巨大的需求，在需求上升的情况下，房子也就顺势而涨。

　　不愿意租房的另一个制度上的因素则是，当下中国诸多的社会福利都与房屋捆绑在一起。在一些大城市，受户籍政策的限制，城市居民（尤其是外来人口）的生活与房屋紧密相关，结婚、生子、小孩入学……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几乎是难以想像的。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居民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对房屋的“刚性需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现行诸多制度是建立在城乡二元分离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实中人口的流动早已跨越了城乡之间的界限，制度和所要解决问题之间的不匹配导致了进入城市的新居民必须通过拥有房屋才能够获得正常的城市生活。

　　因此，解决“住有所居”的关键在于消除一些依附于户籍制度的不合理因素，尽量减少由制度产生的“刚性需求”，那需要决策层正视城市化过程中所伴随的人口流动问题，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户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