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每10年为一个阶段，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犯罪，都会从局部开始一次质变

“在我记忆里，‘文革’后最早提到黑社会的是彭真。”上世纪80年代曾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的董仲行，这样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70年代末，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曾经因高压管制而稳定的社会治安迅速恶化。刑事案件以1978年54.8万起为基数，至1981年，平均每年增加10万多起。

城市中的团伙犯罪尤其突出，多次出现震惊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

1979年9月9日，数十名犯罪分子在上海控江路当街抢劫打砸过往车辆，随后攻击民警并将一名女青年的衣服扒光。

两天后，40多人在天津窜扰32条街巷，封锁道路并实施打砸抢。

30周年国庆后的第9天，数名犯罪分子在北京核心城区连续抢劫3起。

针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刚刚复出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在1980年前后的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小型会议上指出，当时的犯罪团伙就是黑社会。

与今天不同，80年代初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经济利益结合得并不紧密，“还是以流氓团伙为主，抢劫也是出于经济目的，但还是有很大不同。”董仲行的同事、曾任负责经济犯罪的刑侦局副局长的刘德仁告诉本刊记者。

为解决80年代初严峻的治安形势，1983年，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要求下，全国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严打”。其间，全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

在运动的第三年，即1986年3月，公安部明确把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列为最主要的三个打击重点之一，是为全国一次打黑行动。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当时在锦州破获了一个5人犯罪团伙，其中4人是铁路公安民警和保卫干部。8年时间内，这些人结伙作案38起，单位领导全然不知。

它预示着在黑社会性质犯罪中，存在警匪勾结这样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每10年为一个阶段，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犯罪，都会从局部开始一次质变。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何秉松说。

“黑社会”的提法太“大”

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曾经历了一段黑社会犯罪的空白期。一方面由于物资匮乏，遏制了以攫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在普遍贫困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缩小了人们之间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和消除了人们结成犯罪帮派、谋取非法利益的动因。

此外，强有力的管制，有效地遏制了犯罪的发生，“应当强调，当时干部和官员的廉洁，保持了政治上的纯洁性，对遏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产生，也有不小的作用。”何秉松说。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治安形势也在变化。

仅在1979年8至10月的两个月间，北京、天津、上海就发生凶杀案99起，强奸案141起，抢劫案616起。

“当时主要还是浮在社会上的坏人，他们也是打击的重点。‘严打’初期取得那么大成果也是这个原因。”董仲行说。

对于“黑社会”这个说法，公安部内部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样讲太“大”了，应加以限定，即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提法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在当时并未公开。

董仲行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们认为，黑社会组织的危害性要低于严重暴力犯罪团伙。这一判断来自国外经验。比如在日本，黑社会组织如果不犯罪，警方并不进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