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医院里传出小传旺“病情好转”的消息，即使“诈骗救妻”的廖丹获得好心人的捐款退赃及从轻判刑，我们依然听得到一声声发自心底的沉重叹息。
连日来，两位来自社会困难群体的人物的命运、两桩悲情案件，让人揪心痛心关心。13岁少年传旺，经历了母亲离世、家境贫寒、辍学打工的艰辛后，因被成年工友“玩笑般”地用电动充气泵从肛门处打气，导致身体内脏器官严重受损;下岗工人廖丹，为给无医保的妻子治好尿毒症，在用尽积蓄与借款无门的情形下铤而走险，连续4年私刻公章骗取医保17万元——他们的那种艰辛与无力感，无疑击中了人们心中的爱与痛，也引发了叩问与深思。
而他们的悲情，根本上说，本可以避免。
就小传旺而言，当他因家境贫寒而辍学打工时，当地的救助机构和学校为什么没能及时救济?企业用工明明不得招用“童工”，为什么企业可以置法规于不顾，而劳动监管机构也没能“火眼金睛”、及时发现?当少年被严重伤害生命垂危，为什么在救助的黄金时间里，看到的只是这个家庭的无力苦撑，直到媒体介入才引起社会关注?而对于廖丹，如果妻子在户口所在地参加了新农合，他本可以不必在“救妻”与“违法”这道人生选择题中犯难——但正如廖丹所叹，医保异地结算的手续过于繁琐，病人经不起折腾。如果一项本可以给许多人以希望的政策，却“用不起”，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些制度在设计时就更人性化、更具有操作的方便性呢?
的确，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救助体系还有缺陷，但最大的痛心其实并非暂时还“无”的那些制度与体系，而恰恰是“有”的东西，在不少时候“形同虚设”，没能发挥好应有的效力。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8亿农民、2亿多流动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筑起一道周密的社会保障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人们需要体谅这一过程的复杂与艰难，然而，更需有种“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
事实上，作为困难群体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传旺与廖丹的悲情并不属于个别。那些流落于街头的孩子、缺失亲情与爱护的留守儿童、成为伤害与被伤害案件中主角的未成年人，一次次击痛我们，并警醒我们：能否把社会救助的步子迈得更大些?能不能在让人们遭遇苦难时，找得到救助的通道也能够被人及时地施救?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贫弱者的态度，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只有用制度的护佑与社会的温情让那些悲苦人生变得温暖起来，我们这个国家才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