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是否应该纳入到法律体系?如果纳入到法律体系中，应该考虑到哪些问题呢?来看看国外的经验吧。
见死不救立法应奖惩结合
近日，针对广东省佛山市出现的两岁女童遭碾压无人施救的情况，广州拟推动见死不救立法，并将出台措施对见义勇为人员加强奖励和保护，大幅提高奖金并帮助解决就医、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据悉，《关于进一步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措施》(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意见中，拟将见义勇为牺牲人员遗属抚恤金提高到50万元。
“见义勇为”对公民来说，是一种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公民的行为只要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利益以及公共秩序，谁也无权置喙和指责。但是，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被两辆车先后3次碾轧，在7分钟内先后有18名路人从其身边经过而熟视无睹，直到拾荒的阿姨将悦悦搬离街心。公众在痛心、谴责和拷问之余，是否该严肃的考量下该如何避免类似道德悲剧的再次重演?在网络论坛上，颇多的网友建言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惩罚见死不救。广州知名律师朱永平先生还联系了不少的法律同行来推动“见死不救”立法。
“见死不救”立法在国外不乏相关的立法例子。在欧美，对于不负法定职责的普通人来说，“见死不救”是一种“罪与罚”。《法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德国刑法典》也规定，“在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灾变时，对于有救助必要之人，依当时有可能加以救助，特别是对于自己并无显著之危险，且不致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为救助者，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课罚金”。在挪威、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皆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换而言之，义务协助处于危险中的人在欧美颇得人心，而且还扩展到了法律之中。
诚如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聂立泽所言，“我们的道德缺失太严重了，有必要使一部分道德法律化。”笔者以为，在立法形式上，“见死不救”立法当采取“奖惩结合”的方针。“见义勇为”的法律义务源于道德义务，没有被广泛接受并信奉的道德信仰，单纯的法律义务根本无法实施。救助受益人于情于理都应“厚谢”见义勇为的“恩人”。所以，鼓励“见义勇为”，避免“见死不救”除了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给予行为人一定的“奖励”之外，政府还得对类似的行为给予特别的赞许和肯定。
其次，“见义勇为”由道德义务上升为公民的法律义务，但“见死不救”违法是否构成犯罪呢?笔者以为，由道德义务向法律义务的转化，除了具备成熟、坚实的社会主流意识基础之外，需要国家运用立法权完成法律形式上的确认。从欧美国家的立法来看，“见死不救”构成犯罪有着严格的限制。在见死不救罪的条文中，欧美各国一般只适用于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反之，如果能救援而不救援，如果造成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可直接引用《刑法》第14条有关故意犯罪的条款，按间接故意杀人罪给予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