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点：新社会阶层兴起的转型信号(2)

　　其次，他们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直接受益人。正因为有了非公经济的空间，才有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的诞生。正因为有了市场经济体制，才有服务业、中介组织大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需求。正因为有了产业结构的转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传统“三分”结构 才被打破。他们的兴起，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因而，及时捕捉制度变化，实现财富和理想的增值，无疑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对新体制嗅觉灵敏的一群人，同时，也必然是对体制转型的漏洞反应极敏捷的一群人。原本，出于利益博弈的自利动机，这个群体可能比其他阶层更渴求一个公平、安全的经济环境，盼望着民主法治的保障和稳定的政治生态，由此对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一股内在压力和动力。然而一旦发现既定规则 疲软无力，打破规则反而获益良多时，他们便会千方百计，去迎合现有的环境，钻潜规则的空子。民主法治、公平博弈的需求，稍不留神，就转变为不正当竞争、官商勾结的企图。比如低价竞争与血汗工厂、食品安全与贪污腐败等，造成的损失，波及整个社会安全和民心所向。

　　不止于此，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转型的道路上，都会期待一个“市民社会”的形成，因为民间团 体，不仅能成为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润滑剂。成熟的市民社会，可以让一些社会问题，在基层就得以消解，从而增进社会的和谐。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工之精细、管理之繁复、问题之盘根错节，同样也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与人民政府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发挥社会自我管理、自我纠 正的功能。而当代，这样的市民社会，大多来源于市场的发育和非政府组织，即这个新社会阶层。一旦这个阶层弥漫着拜物教、铜臭味，被腐蚀殆尽，那么促进社会发育的基础从哪里找?培育公民精神的市民社会在哪里诞生?乃至，一个有礼有节的文化消费市场，而不是娱乐狂欢，从谁的手里形成?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围绕他们的是是非非表明，新社会阶层不仅是转型的必然产物和信号，同时也 挑战着我们“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管理模式，生动地提示我们，还有多少发展后遗症亟待解决。与此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若不能一并迈入现代化进 程，长此以往，产生的落差之巨大，很可能造成社会的断裂和失衡，不公平待遇、收入差距拉大、草根与精英互相敌视等问题，会一一摆在我们的面前。

　　对此，中央明确了首先“充分尊重”，进而“积极引导”的20字工作方针。这是一份任重道远的责任。毕竟新社会阶层身上映照的，不只是一些发展中的新现象，更是转型期社会诸多复杂问题的缩影。现代社会要求的工业化、城市化，要求的产业转轨、市场经济 繁荣，要求的民主法治理念和社会发育机制，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契机和症结所在。

　　如果期盼中国的新社会阶层，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触动社会朝更符合现代人价值诉求的方向发 展，那么解决的关键，就不仅在于他们的道德觉悟，更在于规则本身，能够给予他们怎样的“刺激”。因为他们是紧跟时代变化的群体。唯有使他们清楚意识到，在 与体制变革的互动中，只有诉诸公平理性，而非浑水摸鱼，才能为自己赢得真正利益，效果才会事半功倍。换言之，这最终考验的，是面对社会转型、阶层分化之后，政府有没有重新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让社会的每一个部件，都能重新匹配、协调发展，简单地说，即政府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