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中国税种、税法严重缺乏，1985年全国人大专门授权国务院“在体制改革期间可以通过税收条例的形式，推进税制的改革”。因此，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税种都是由国务院制订的，18个税种只有3个是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这一粗放的税收立法授权机制，在运行了近30年之后也积弊丛生。

　　首先，国务院的税收行政立法，大都基于“暂行条例”的思维，法条笼统。比如，营业税的依据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营业税暂行条例》，一“暂行”就是21年;而整部条例只有17个法条。

　　因为税收条例太笼统，当企业、公民遭遇复杂的纳税情况时，就要由财政部、国税总局下《实施细则》、《通知》来“打补丁”。企业、公民不是“依法纳税”，而是“按通知纳税”。比如，前述的运输企业缴纳营业税时，要扣除承运人运费的规定，就是靠《通知》解决的。

　　这样一来，严肃的征税权等于被“二次授权”了，给了税收部门巨大的操作空间，使得一些行政部门能通过解释税法，任意干预市场，甚至滋生腐败问题。之前的2007年财政部“半夜鸡叫”调印花税干预股市;2010年沉睡多年的房产税突然枯木逢春;以及这次物流企业抱怨“重复收税”，都是税收严重行政化、随意化的体现。

　　当务之急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税收法定原则”，税法应由全国人大制订，吸取之前“粗放立法、部门定细则、执行口径看官员”的教训。税法必须精细化，将企业、公民在纳税时的具体情形，精确落实到法律中，才能避免“重复征税”等怪相，也能避免行政部门通过释法揽权。税收的精确立法，也意味着政府的自我减权，这需要巨大的改革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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