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典编撰这条责任链上，车洪才是最后、最低、最弱的一环，跟处在他上面的各个环节相比，车洪才最缺乏完成任务所需的国家资源，但偏偏是一个力量最弱的人坚持了下来;而手中握有国家资源、有权代表国家下达任务、有责任保障国家任务完成的那些人，却把“国家任务”忘到了九霄云外。

　　报道说，商务印书馆外语室主任崔燕试图解释国家任务为何被遗忘——“国家与个人都在经历变迁，从中阿关系，到商务印书馆，也都在变化着。”但最后，她也说不太清楚其中原委。“情况变化太大了。”

　　如果时代的变化必然要造成国家责任的缺位，这个变化就值得反省、反思。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国家任务的被遗忘，难道一定是变化的结果吗?会不会是某种不变的结果呢?这部词典的经历，是一面难得的镜子，用它或许可以照出，36年或更长的时期以来，到底哪些不该变的变了?哪些该变的却没有变?36年之后的今天，国家责任缺位、责任链断裂的情况是好转了，还是更严重了呢?

　　车洪才说：“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要影响后边的两三代人，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国家责任的断裂，差一点造成文化传承某个环节的断裂——当初代表国家制订辞书出版计划的决策者、执行者，不会没有一点文化使命感，那么，这个使命感是怎么消失的?被什么吞噬了?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认真对待，各种“失联”、断裂，肯定还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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