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负之一是将教育作为社会身份的鉴别器。教育原本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行为，是以提高受教育者综合素质为宗旨的。由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国家必须将人们规范为各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从而使得社会机器能够正常有序地运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发现了教育与规范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正相关：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人的素质高低可以作为确定身份的依据。因此将教育作为人们社会身份的鉴别器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正是由于人们这种对于教育过于绝对化的要求，导致教育最终发生了异化：教育与其提高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宗旨渐行渐远，而主要作为一种身份鉴别器而存在。不是吗?一个农村子弟考上大学后，最根本的感觉并不是可以学到多少知识，而是“跳龙门”后的喜悦，一张录取通知书将决定其本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命运。教育在如此的重负之下，失态是必然的。只有减去了强加在教育上面的行政重负，教育才有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现实中教育的弊端才有革除的可能。

　　重负之二是将教育作为社会公平的度量尺。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是要讲公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为此，我国制定了《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阶段主要由政府投资办学，所有教师统统“吃皇粮”，即由政府财政负责教师们的工资福利，义务教育阶段一般只收取书本费。讲句良心话，现实社会中所有行当中，恐怕只有教育做到了这个份上。尽管如此，人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教育方面的不公平，而且说起来都是振振有词。其实许多貌似教育不公的现象，却是由各种综合社会因素造成的，单从教育方面着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比如说贫困地区农民子女的失学问题，主要并不是因为交不起义务教育所收取的书本费，而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地理环境恶劣，为读书必须翻山越岭、起早贪黑;有的是因为子女多、经济差，必须让未成年的女子参加家庭生产劳动;有的是因为“新读书无用论”作怪，贫困农民看不到读书能带来什么好处。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减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比如经济发达的广州市东山区，政府平均每年为每一个小学生财政投入七千多元，为每一个中学生财政投入一万多元，其义务教育据说已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而全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达不到这样水平的。应该说在该区的民众不会有什么不满了吧?然而恰恰相反，该区的家长纷纷像逃避瘟神一样逃避非重点学校，今年小学升初中时，该区竟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报考“名校办的民校”，尽管要交高达四万五千元的“赞助费”。这些情况的出现，让那些以为“全免费义务教育”就能够包治一切教育顽疾的人哑口无言。可以说，任何时候，任何地区，教育的公平都是相对的，企图以绝对的公平要求教育，并要求教育去解决各种社会不公的问题，无疑是强加给教育的又一重负，只能导致教育进一步失态，其弊端和问题也只会越来越多。

　　重负之三是将教育完全归结于学校教育。不可否认，学校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教育的全部。青少年、儿童除了接受学校教育以外，还要接受家庭、社会等一系列的综合教育，而许多学校以外的教育是学校根本无法取代的。然而实际上，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夸大学校教育的作用，无视社会、家庭等综合教育的作用。比如一谈到现实青少年、儿童方面存在的问题时，人们总是喜欢从学校、课本、老师、同学等及教学体制、学制设置等上面找原因，很少考虑到学校以外的因素。客观地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校;学校小社会，社会大学校。教育的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问题，将一切教育问题强加给学校教育，同样是强加在学校教育上的重负，也只能导致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失态，这是我们的又一误区。

　　我们可以想一想，教育在如此的重负之下，能够不出问题吗?能够正常发展吗?因此，当务之急是要给我们的教育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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