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政协会上,委员们人手一台Pad。南京市政协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平板电脑都是专为政协委员定制的,可实现会务功能。这些平板电脑的开发成本费用相当于南京市政协一年的材料印刷费用,如使用四年,则可节约印刷费用约150万元。

　　这并非是Pad第一次出现在官方的会场。去年底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 委员们同样是人手一个Pad。按照南京市政协负责人的解释,相较于印刷纸质材料,这些Pad如使用四年,可节约150万元。在会议数量将不可避免减少的大趋势下,这种比较只是建立在过去的会议强度上,所以是真正能节约150万元,也是值得疑问的。另外,Pad的折旧费用,加上软件开发和系统维护的成本,就更加会减少这种节约效应。

　　当然,发放Pad还不仅仅是限于开会时看材料,委员还可以在上面现场提交提案,下载或在线浏览相关信息等。这意味着,委员可以随时随地用Pad进行办公。但如此“便捷” 就引出一个悖论,正如网友所言——既然这样,何必开会。如此调侃虽然有点过于极端,但却不无道理。如此创新看似节约了纸张,但既然一切都可以在网上实现, 会议的价值和必要性就存疑;如果开会有必要,再强调用网络来代替,就是一种重复。以此而言,这种创新背后的理念仍是模糊的,节约不错,但还得从提高会议的实效的来看,不能为了看上去是节约而“节约”。

　　舆论对此的最大关切是担心这种Pad成为委员们的私人福利。这个担心其实是有道理的,如此前广东人大常委会发放的Pad,就根据不同层级的代表委员制定了不同的管理方式。总的而言,即委员层级越高,对于Pad的使用支配权就越多。如此按照行政级别而作出的使用规定,如何不令人联想到是福利发放? 而南京这次,虽然没有作出如此细致区分,但基本上也是让委员保证绝对的自我使用支配权,尽管申明如有丢失将要自己赔偿,但电子产品使用四年之后的“回收”价值还有几何,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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