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当下，教育成就梦想显得更为急迫，原因有二：

　　其一，改革开放35年来迅速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多是教育的受益者，沿着教育所铺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进入一个相对优越的社会位置，这既是深入人心、难以动摇的教育期待，是他们熟悉且习惯的路径依赖，还是这个社会认可的上升通道。确切地说，知识改变命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间阶层强盛的教育期待日渐焦躁，焦躁来源于纵向的代际流动对比，这一代父母已经习惯了向上流动的趋势，但到子女身上，机会空间已经逼仄，他们需要调整和降低志向：不再追求子女的代际向上流动，也要竭力防止代际之间的下滑，保障子女地位没有明显下降。

　　焦虑还来源于横向的压力：一个社会越不均衡，教育投资的压力就越大。“盖茨比曲线”的横轴是收入的均衡度，纵轴是代际的流动性，它揭示一个重要的现象：收入越不均衡的国家，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受父辈地位的影响，子辈摆脱父辈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越低。这也是“拼爹”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其二，独生子女政策不允许家庭教育投资的失败。一个孩子寄托了所有的期待，父母不仅不接受独生子失败，甚至不接受平庸。

　　一方面是机会空间的逼仄，教育上升通道的拥挤，另一方面是教育不仅事关家族的社会继替与宏业，更是稀缺机会分配的代理机制。如此，它的运作逻辑就显得尤其重要。

　　“把蛋糕做大，让更多的人能吃到”——投资教育，不仅成为个人与家庭，也成为政府合理且正当的选择。运用加法甚至乘法逻辑，教育以乐观的增长，满足越来越多人的需求。然而，越多的教育就越好吗?它能回避人与人竞争中的机会博弈吗?做大的蛋糕如何与稀缺的资源与机会兑现?何为“人民满意的教育”?通常的理解是“优质的”和“均衡的”教育，然而，“优质”有时候正在于“稀缺”。

　　稀缺何以可能?保障稀缺性的制度逻辑为：高竞争、高排斥与高垄断。即教育机会上的高竞争，教育筛选中的高排斥，核心利益的高垄断。在此制度逻辑下，有限理性驱使人选择“垫脚策略”：在剧场看戏，四周都静坐时，站起来会看得更清楚;左邻右舍都站起来时，垫脚能看得更清楚;当所有的脚都垫起来时，谁又能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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