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担心主要在于，新生的打车软件“挨打”还不够，甚至再次被封杀。打车软件崛起的过程，很像当年的支付宝、快递“三通一达”以及时下流行的微信、余额宝。它们都是“互联网思维”的产物，也是民营经济活力的代表，更是经济转型的先驱。“互联网思维”的精髓就是商业民主化，核心价值是开放、平等、互动、合作。支付宝瓦解了传统商业，“三通一达”打破了邮政独大，微信冲击了电信业，余额宝则挑战了巨无霸银行。算来算去，出租车行业也该到了引入几条鲶鱼的时候，相比官方打车软件“订单为零”，民营打车软件的火爆说明消费者用脚在投票。

　　有专家称打车软件破坏市场公平，呼吁政府强势介入，这说法并不得要领。可以说，面对高层持续关注的老百姓打车难问题，只靠官方调价听证——这一上面的“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应运而生的民间打车软件——这一下面的“对策”，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如果上面的“政策”与下面的“对策”形成合力，解决打车难会省力得多。

　　我想，个别地方对打车软件施以重拳，多是源于垄断即将被打破的恐惧。伴随着互联网思维的普及，那些靠垄断、或者中间环节获取超额利润的企业形态必将消失，时代大势使然。因此，对于新经济的管理，对于经济转型的思考，都需要有互联网的思维。如不久前《新闻联播》头条——互联网思维正在改变中国制造业，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自然也不能落伍。就打车软件而言，一味地踩刹车并非上策，法律规章和市场监管快马加鞭，赶上互联网的车轮方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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