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建设，不能说这些诉求不对，地铁毕竟是个耗资巨大的工程，不仅要从当下，还要从长远来看需求，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在迅速发展扩张之中，现在荒凉没准若干年后很繁华，城市总是在不断往外拓展的。但现在繁忙的地方，给它一百年，一般来说也只会越来越繁忙，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市中心区、特别是那些老城区才是最需要地铁的地方。

　　如何在各种诉求中寻找平衡，找最大公约数是个复杂的工作，是专业化的细活。这是专家的长项。专家其实是最有可能对城市进行理性规划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利益之争，可以维持比较超然的角色。可很多时候，规划却成了领导桌上的一盘菜，越是空白的地方发挥的余地越大。

　　领导拍个脑门子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把直线变环线，规划经常改，领导的意见常常变，这不是解决，相反是在制造问题。施仲衡院士的质疑直指包括地铁建设在内的城市建设最大的弊端，行政命令对规划的影响过大。行政领导是决策者又是建设者，既是规划者又是执行人。权力说了算，自然每换一任领导，甚至每一个地方的小利益都有可能对地铁走向路线产生影响。这种随意性还体现在城市功能调整的无序上，修地铁时，每个城区都恨不得在它管辖的地方多修几公里多设几个站，可一谈到城市资源分布的问题，每个城区都恨不得把所有的资源都留在本区内，都把那些优质的资源，学校、医院、大型机构紧紧抓在手里，不肯松手。结果只能是越堵的地方人越多。

　　拥挤的地铁，背了太多担子，把自己也绕进了拥堵之中，地铁其实也是在为落后的城市决策机制在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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