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国企利润上缴是热议话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要达成这一目标,国企利润上缴理应有明确的时间表。

　　长期以来,在种种国家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的厚植下,不少国企自然而然地成长为各自行业里的佼佼者。或者利润率超高,或者企业规模达到世界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长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和相关行业的国家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看到国有企业红红火火发展和应有贡献的同时,相关企业的奢侈消费及庞大公务支出却令社会公众瞠目结舌。单位装修有“豪华吊灯”、领导吃喝有 “五粮液”、领导公积金缴存数目惊人,甚至还有企业一边向国家申请巨额的财政补贴,一边却违规为员工团购房产。为此,推进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改革,逐步提高其上缴的比例,充实亏空的养老金账户等等,成为社会公众的殷切期待,这种改革,也是填平贫富差距鸿沟、更大程度建设社会公平公正的题中之义。

　　按笔者理解,要让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比例,从现在较为普遍的不超过5%提高到2020年百分之三十的目标,理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渐进的政策取向,涉及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有利于烫平那些身在国企的人们的心理波动,也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总体上的渐进式改革精神,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利益均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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