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起，辽宁省沈阳市政府绩效考评将有较大变化：适当调低了经济发展的考评分值，新增设改革创新考评指标，取消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奖，增设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奖。

　　政府绩效考评的变化大体反映了政府对自身要求的变化，绩效考评像一只看得见的手，指引着地方政府朝着新的政绩观方向走。从沈阳的政绩考评变化可以看出政府的意图：调低经济发展考评分值，将其增加到改善民生方面，说明在政府工作中，民生工作越来越重要;取消GDP增速奖，则是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对 GDP增速不作要求;此外，增设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奖，这是将原先对GDP增速的待遇给了环境保护，充分说明当地政府对环境工作的重视。

　　这是一个地方政府政绩考评的改变，在更大范围里，政绩观已经在发生显著改变。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形成“GDP将从高速增长回落到稳步增长”的共识，“保八”或者“保九”的传统心态正在扭转。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再重要，当下中国，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怎样建设经济，大的经济建设理念已经发生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定调，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如果应用到政府的经济工作，那就是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不再刻意追求GDP的增长。在地方层面，如广东这样的改革开放先行地，很早就提出“不唯GDP增长”的新型政绩观。在今年的全国各地“两会”上，有22个省市下调GDP增速目标。某种意义上，神州大地正在悄然发生一场政绩观的革命。

　　政绩观的扭转与国情的变化有关。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主要竞争目标，以土地、税收、环境、资源等为吸引资本的手段招商引资，以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银行为主要融资渠道，几乎成为一个大公司。很多官员因为会招商，会发展经济，得以迅速升迁。应当说，这种地方竞争模式及其形成的政绩观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带来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产能过剩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国进民退。近10年，这些问题变得愈发严重，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人们对GDP的要求不再那么迫切，希望政府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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