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由于涉及利益纽带关系，地方政府对于楼市调控的态度一直广受指摘。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17万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4.1万亿元，而其余的税收中又有23%属于房地产相关税收。显然，当前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并未得到根治，楼市转冷很可能意味着地价缩水、土地财政受困、地方债后续还款能力弱化，这将让地方政府的切身经济利益受挫。恰因此，在各种为楼市松绑的公开理由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不能完全排除有自身诉求掺杂在其中。回顾以往，2008年就是在各地层出不穷的救市刺激下，本已上涨乏力的房价被注入了强心剂，转而走向了报复性反弹的轨道中来。而在限购令执行的3年多来，地方政府试图对其进行“微调”的努力也未曾间断，只是受到主管部门的压力难能如愿罢了。如今地方政府掌控了更多的调控话语权，而其对房地产业的依附情结却仍然浓厚，担忧房价重蹈六年前覆辙的声音的确值得警醒。

　　不可否认，由行政主导向长效机制转型是楼市调控的正确演绎方向，也是将房价更多交由供求博弈决定的必然之举。但在过渡阵痛期，包括地方政府对分类调控的把握和取舍、各类房企对系统风险的解读和应变能力以及各地新政对市场的实际影响都被放置在了新的语境之中，需要实践历练才可能摸索出正确的路径。其间，有关部门需联手进行深层次改革，平衡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权与事权、减少直至消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弱化楼市绑架经济现象。只有在这些制度羁绊获得厘清之后，房地产业才可能真正排除行政“杂音”，体现出周期性波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更多彰显出满足民众安居需求的消费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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