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二年级的数学课，教室里6张书桌、6个孩子，他们是这里的全部学生。

　　“一公里是多远?”徐翠云问前排的4名学生。

　　“老师，我家到学校是一公里。”学生们抢着发言。另外两个孩子是一年级的学生，他们的课被安排在第二天，此时正在安静地看书写字。

　　11点上完课后，徐翠云来不及休息，直接奔进厨房，洗干净自家菜园种的菜，为中午留在学校的孩子准备午饭。沿河小学的6名学生中，最小的5岁，最大的9岁，都住在附近的山沟里，父母均在外地打工。

　　村小不仅是学校，也是留守儿童的另一个家。五间瓦房让沿河小学的孩子们“居有定所”。相比之下，朱国军和他的14个学生则没那么幸运。

　　朱国军是湖南慈利县金岩乡刘坪教学点唯一的教师。每周一早晨，他都会认认真真带着学校仅剩的十几个学生，在一根木棍做成的“旗杆”前，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杂草丛生的校园里，没有音乐伴奏，14个孩子，仰着头跟着老师清唱国歌。这是刘坪一道独特的风景。

　　刘坪教学点的校舍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不久前，这里被鉴定为D级危房。如今，朱国军不得不带着14个孩子，租用一户农民的房子作为临时课堂和宿舍。杂草丛生的校园里，“旗杆”孤零零地伫立着，仿佛和老师、孩子们一样，在无声地盼望着遥遥无期的新校舍。

　　农村教育仍是 “一个都不能少”的命题

　　缺老师、少学生，有的甚至没有固定的校舍，这是很多农村教学点的真实写照。复式教学、全科任职、身兼数职、收入微薄对于教学点的教师而言亦是常态。即便如此，接受采访的教师也一致认为，村小必须坚守。一位老师说：“有人嫌学校条件差、老师年龄大，但在农村，没有这些‘麻雀学校’，娃娃们的求学路会更加艰难。”

　　事实上，“一个都不能少”，不仅是教师的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乡土社会的需要。如今，村小的逐渐衰落，加上人口流动、城镇化推进等因素，在瓦解传统农村社会的同时，也使得生源自下而上流动，进而促成了当前“村空、乡弱、城满”的教育格局：农村学校发展陷入停滞，而在生源密集流入的地方，大班额、巨型校愈发常见，寄宿、陪读等也不断加重着农村孩子上学的负担。

　　在宁夏原州区东岳小学，学生人数已经从2009年的421人，增加到今年春季开学时的1105人，其中98%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13岁的杨杨是东岳小学六年级二班班长，在他二年级时，全家从原州区张易镇搬迁到城里。杨杨的母亲柳丽霞去年做了胆结石手术后至今仍在家静养。17岁的哥哥辍学打工，但仍旧入不敷出。父亲杨富强工作十分不稳定，家里每月支出在1600元左右，但杨富强今年3月却一天工也没打上，4月也就上了六七天工，就算好好干，一个月下来也挣不到3000元。

　　“生源向上流动，陪读家庭增多，不仅提高了农村学生的教育成本，也给当地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说，在一个上百人的大班级，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在记者采访的贵州毕节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六盘水市，中小学大班额现象十分普遍。在贵州省威宁四中，设计容纳45至50人的教室，有的已经坐了100多个学生。记者采访时看到，这些教室桌椅从讲台前一直排到后墙根，每排之间仅相隔30厘米左右，学生不得不笔挺地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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