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阳说，领导在场时，职工不敢说话，每年开会都得领导走了之后，职工才开始说上几句话。“饭店的职工代表，比如大厨、洗碗工，他们连报表都听不懂，怎么谈?”

　　由于一线劳动者对谈判的参与机会不够、能力不足，在曲福生看来，目前多数企业工资协商的开展程度，主要依靠老板的觉悟、工会主席的“斡旋能力”。

　　而推动工资协商的一个关键角色——工会主席，在企业中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曲福生说，目前许多企业的工会主席都是部门经理兼任，他们既要替职工说话，但又不能得罪老板。

　　一开展了工资协商的企业工会主席私下告诉曲福生，协商出的工资“涨幅”都是跟老板商量好的，老板同意涨多少，合同文本就写成多少。“假如我真按你要求的程序走，我今天组织职工跟老板开会，明天我自己就被开了。”

　　除了工会主席的个人能力，北京目前对工资协商的推动，主要还是依靠工会组织层层下达“任务指标”。每年，北京各街乡都要召开工资协商推进大会，将企业管理者和工会主席聚集在一起，当做“任务”布置下去。

　　造成这种“能拖就拖”的局面，主要源于国家现有法律法规中，未对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进行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对企业拒不协商的行为，也无罚则。

　　《劳动法》第33条中载明：“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一位参加工资协商推动会的负责人曾解释称，“可以”就是“应当”的意思，具有强制性。

　　不过，现实中，一些企业的法律顾问则将其理解为选择性条款。“企业拒不协商，我们没有办法。”曲福生遇到的一些外企会拿出法条，直接将他驳回。

　　司健表示，对不愿意开展工资协商的企业，目前只能约谈管理人员。

　　解局

　　立法正进行调研 年内有望起草完成

　　针对工资协商遇到的法律困境，今年1月召开的北京政协会议上，工会界委员、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王玉英再次提交了《关于加快制定〈北京市工资集体协商规定〉的建议》，建议通过立法解决企业拒绝或拖延工资协商的问题。

　　对此，北京市法制办近日表示，《工资集体协商规定》已纳入今年的立法计划，将由市人力社保局负责起草。

　　针对该规定的起草进度，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已经进入立法调研阶段，希望能够在年内完成。据其介绍，规定的立法将借鉴外省市经验，并进行风险评估。

　　被问及规定是否会对企业工资协商进行强制性要求，对拒不协商的企业是否有硬性惩罚措施，这位负责人表示，因上位法中未作强制规定，地方条例在这一点上可能不会太过“强硬”。

　　与此同时，市总工会今年也将致力于规范提升工资协商“质量”。

　　按照市总工会发布的《深入推进集体协商行动计划(2015-2018)》，工资协商不仅是简单“签个合同”，对于职工代表产生过程及构成、协商诉求及结果、职代会讨论决定过程及决议、职工知晓率测评等，均要求记录在案。

　　司健介绍，在协商过程中，工资协商指导员必须全程参与，职工代表要签字，全程要有记录、照相等。如果协商不合标准，将由上级工会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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