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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材料1
德国的职业教育享誉世界，《联邦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教育体系实行校会合作模式，即“双元制”办学。“双元制”的其中一元是职业学院，负责传授与职业相关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另一元是校外企业，在通过行业协会和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资格认证后，为学生提供实习培训基地，负责实践教学。职业学校的学生通常1/4到1/3的时间在校学习，且先与企业签订劳动和培训协议，他们即是学生又是学徒。师资则由专职教师和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组成，专业类，实践类课程的教学主要由兼职教师承担，广泛采用“应用性项目教学法”。每个专业都成立专业委员会，成员由企业和学校的代表构成，负责专业教学计划的制订、实施、检查和调整，共同研究决定学校的课程设置、实验安排、实训实习的次数及时间、考试的组织和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等，联合进行学生学业成绩及技能水平的考核鉴定——学校考试、企业考试和行业协会组织的技能证书考试。绝大多数高校为公立学校，办学经费主要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拨款解决，来自企业的教学、科研合作经费是高校经费第三渠道来源的主体。职业院校都成立了理事会（董事会），政府也设立了“产业合作委员会”监控校企合作，法律规定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可免缴部分税收。如此一来，一方面企业能按给予职业学院财力支援的比例分享教育成果，另一方面职业学院也可通过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来接受企业的资金援助。
德国的“双元制”，在注重学生基本从业能力培养的同时，也强调他们综合能力的培养，学生不仅可以获得宽广的知识面和熟练的技能，而且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另外，德国的整个教育体系是完整和开放的，其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相连接，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总之，“双元制”模式为德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持，被视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材料2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的缩写，即技术及继续教育）体制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已成为世界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典范。
TAFE学院作为澳大利亚政府面向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人员的再教育机构，实行以应用科学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为主要目的教育模式。TAFE文凭包括证书、文凭和高级文凭，分别相当于中国的中职、高考和高职文凭。进入TAFE学院接受为期2-3年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初高中毕业生只占TAFE生源的40%，其余60%的学员是工作后再回到校园学习的。此外，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也要在进入TAFE学院接受为期3-6个月的短期培训后方能进入实际工作岗位。
TAFB的证书共分为六级，分别是证书Ⅰ、证书Ⅱ、证书Ⅲ、证书Ⅳ、文凭和高级文凭，对应三个教育层次，第一层次是以获取1-2级职业证书为目的的教育，培训目标是半熟练工人和高级操作员，第二层次是以获取3-4级职业证书为目的的教育，是实用知识技能的提高阶段，培养目标是熟练工人和高级熟练工人，每级证书课程一般需要学习一年左右。第三层次是以获取职业文凭和高级职业文凭为目的的教育，培养目标是辅助技工和辅助管理人员。大多数职业文凭课程需要学习两年，所学的课程即能满足个人就业的需要，又可借此获得进入大学继续学习的资格。学生在高中阶段便可获取1-2级证书，进入TAFE学院之后，先前的学分得到承认，直接学习后续的课程模块。从TAFE学院毕业后，既可直接学习后续的课程模块，也可进入大学学习，其TAFE学历可以折算成学分，为在大学取得学位创造条件。TAFE教育实现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之间的融会贯通。

材料3
在美国，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机构是遍及全美各地的社区学院，采用的是较为先进的“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简称CBE）职业教育模式。其主要内容是：首先，由学校聘请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专家组成专业委员会，按照岗位群的需要，层层分解，确定从事这一职业应具备的能力，明确培养目标；然后，再由学校组织相关教学人员，按照教学规律，将相同、相透的各项能力进行总结、归纳，构成教学模块，制定教学大纲，依次施教。CBE打破了以传统的公共课、基础课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强调以岗位群所需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核心，保证了职业能力培养的顺利实现。
此外，美国已形成了社会广泛参与职业教育的体系，各种社会力量与职业学校建立了深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学校的董事会是对学校管理产生重要影响的组织形式，参与学校管理的董事会成员一般包括地方官员、企业代表、社会知名人士、学院教职工和学生代表。同时，职业学校还与当地企业和社区资源建立各种以企业界人士和本行业专家为主体的咨询委员会，在加强管理咨询的同时，促进职业教育与就业工作的紧密结合。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文化是农村发展的软实力，农村文化建设是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路径。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环境的影响，农村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旧比较薄弱。当前，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长远发展。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城乡发展二元经济模式。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城市文化成为强势和主流文化，农村文化发展与城市文化发展相脱节。农村现存的文化样式不断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逐渐被边缘化。政协委员H说，一方面，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城市生活，他们慢慢习惯了城市的各种文化潮流，但自身缺乏对城市文化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在农村，传统农业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小农意识依然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已不习惯传统农的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和道德标准等，对本土文化失去了回归属感，进而使农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既失去了自身文化特色，又找不到新的文化根基。
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L教授认为，我国农民群体中知识份子较少，有农村孩子考取大学，也只以此为跳板流向城市，很少愿意再回到农村，这成了农村文化持续发展的瓶颈。一方面，农村蕴藏着许多原生态文化财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有些已流失，有些已后继无人，缺少专业人才挖掘和保护原生态文化；另一方面，目前缺少针对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农村新文化体系建设的专业人才。
 
2.近年来，A县农村文化建设有了一定发展，但与新时代乡村振兴规划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许多问题。下面是“新观察”栏目记者对该县农村文化建设调查采访的一些情况反映。
分管农村工作的刘副县长告诉记者，全县28个乡镇，目前尚有16个未建成乡镇级文化站。有的乡镇名义上设有文化站，但形同虚设，缺乏适当的活动场所和必要的器材，乡镇的文化设施闲置、挤占、挪用、变卖现象突出。农村文艺人才的培训工作一直“撂荒”，一些乡镇、村的文化工作几乎处于无人组织、无人辅导的瘫痪状态，而行政村一级的文化活动场地就更为奇缺。全县原有农民文艺团队（村社戏班子）125个，现在正常活动的农民文艺团队不到10个。
南港镇副镇长说，镇文化站编制少、人员少，没有专业的吹、拉、弹、唱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部分村虽然开展了一些文艺活动，但只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层次上。农民在农闲时间的文化活动十分单一，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缺乏，除了看电视、上网，就是玩牌、打麻将，很少从事其他文化活动。
大桥乡曾经被称为“龙灯之乡”，如今大多数青壮年农民长期在外务工，不少村庄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有的村往往只是在春节前后，临时组织开展玩龙灯，跳广场舞，唱山歌等一些简单地文化活动。去年乡里组织了一次广场舞比赛，虽然进行了广泛动员，还专门从县文化馆聘请评委，但效果不理想，有些村跳广场舞的人数不够，根本无法组织参赛队伍，及时勉强报名参赛的，水平普遍不高。
记者发现，A县文化站的管理由过去以条管理变为以块管理后，对农村文化工作开展十分不利。乡镇文化干部只注重办好镇里交办的工作，文化部门布置的文化工作被束之高阁，从而形成农村文化工作管理上的错位，党的文化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难以落实到基层。中央和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文化经济政策，并要求地方政府对当地文化事业的投入幅度应高于当地经济增长的幅度，但不少乡镇并不能很好、全面地落实相关的文化经济政策，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很少，与经济增长的幅度相比，严重失衡；文化建设不能与经济建设同步。
 
3.近日，G县纪委通报了该县新田镇茂化村村干部套取私分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的典型问题。
经查，2017年10月，新田镇茂化村获得了财政下拨的2016年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5600元。除去该村2016年春节运动员参加新田镇篮球赛和拔河赛等开支1100元外，该款还剩余4500元。
2018年1月，村委会主任韦某提出将剩余的4500元文化经费作为“福利”，村支书黄某、村副主任陈某均表示同意。最后，韦某、黄某、陈某各分得1500元。
2018年5月，韦某、黄某、陈某等3人分别被给予开除党籍和停职处分，违规发放资金已全部被追缴。
G县纪委负责人表示，今后对于挪用侵占农村文化建设资金的违法乱纪行为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问责一起，让顶风违法乱纪者付出沉重代价。
 
4.近年来，S市以“五星达标，3A争创”为总抓手、总载体，突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实施《S市乡村富裕、美丽、和谐、文明全面振兴计划》，全市农村呈现出蓬勃向上、日新月异的生动局面。
东王村曾经是有名的后进村，村委会主任王某告诉记者，作为采茶戏诞生地，东王村过去没有一个像样的舞台，建设古戏台成为全村百姓几十年来的夙愿。2017年8月，在市政府的关心和全体村民的努力下，东王村新建成了一个占地面积850平方米、高13米的仿古戏台。新戏台古色古香，颇具典雅韵味，成为全体村民赞不绝口的标志性建筑。此外，2017年，东王村还实施了主要道路“白改黑”、弱电线路“上改下”、景观“绿改彩”、香火堂布展等工程，联动打出治水、拆违、整治系列组合拳，以精品村建设为目标，争创AAA级景区。如今的东王村以全新的姿态完成蝶变，从一个破败落后的后进村，一跃成为一个昂扬向上、景美人美的新东王。
 
5.D市赣剧院、民族乐团、戏剧学院等单位近日与郊区M镇的多个行政村签订结对共建协议，让“文化下乡”变成“文化在乡”，在乡村振兴中推进乡村文化再兴。
自建立结对共建的长效合作关系之后，乡村学校、“草根”社团等还与专业剧团进行“文化联姻”，分别成立了赣剧、黄梅戏、京剧传习基地，一批艺术名家来现场讲课、演出，通过戏曲的“传艺、传神、传德”，将戏曲文化的种子播撒到乡村、校园。
D市文化部门负责人说，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再兴是重要一环。从以往的“文化下乡”到“文化扎根在乡”，这一变化将进一步弘扬传统交化，繁荣群众文艺，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长足发展。

材料一
关于公共场所是否设立第三卫生间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六一儿童节前夕，走访发现，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一些公共场所不仅没有第三卫生间，女厕较宽敞的坐便器隔间内还堆满了杂物。
厕所的意义，往小处说，关系老百姓生活便利，往大处讲，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第三卫生间就是文明不断提升的标志。
很多妈妈若独自带着儿子出门时，经常会遇到一件尴尬事：儿子该去哪上厕所？让孩子独自去男卫生间不放心，只能一同去女卫生间，但很可能引起其他女性的反感。
专家认为，孩子的性别认知在4岁左右，这个时候孩子会发现男孩和女孩不一样，当孩子有性别意识的时候，家长应帮孩子做一些区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是父母带同性别的孩子出入公共卫生间。如果做不到同性别，那么，第三卫生间就是一个对孩子较好的选择。
第三卫生间虽好，但在已有的存量公共、商业设施中，增设或有困难。那么，如何解决父母带着异性孩子进厕所的问题呢？
当下，国家鼓励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很多地方也出台了生育医疗费用待遇、鼓励用人单位发放婴幼儿保教费、落实陪产假等。设置第三卫生间、母婴室，也当是题中之意。
第三卫生间是厕所革命的重要内容。厕所革命是指对发展中国家的厕所进行改造的一项举措，最早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不少政策引导、促进“第三卫生间”建设。
2017年，国家旅游局召开全国厕所革命工作会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引导“第三卫生间”建设。
2016年修订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要求，城市中的一类固定式公共厕所，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公共厕所，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及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区域的活动式公共厕所，均应设置第三卫生间。
除了第三卫生间的硬件建设，公民也需要主动培养良好的习惯，做到不占用第三卫生间，把第三卫生间留给有需要的人。在旅游景点、商业区，还应当在第三卫生间外设置详细的指示、介绍。
哺乳自由，不独是母亲节的重要议题，儿童节也同样应景。据媒体报道，就在“六一”当天，1.6平方米大小的移动母婴室进驻深圳地铁站。哺乳、换尿布、喂辅食等这些带娃出门的父母几乎都会遇到的头疼事，都能在这里暂时得到解决。
我国在地图上标注的母婴室数量为2600多间，而同一时期，仅日本东京一座城市的母婴室数量就达5092间。如果以城市新生儿数与母婴室数量之比来对比每间母婴室的负担，那么北京是东京的数十倍。一线城市尚且如此，或可推测二三线城市母婴室的惨淡状况。
母婴室的惨淡，除了数量少之外，环境质量和管理也不尽如人意，不少成为摆设或形象工程。至于在这个小空间内考虑鼓励男性参与育儿的设计，就更是奢谈了。
每一个母婴室，不过是地图上显示的一个小图标，也不过是数据统计中的那一竖，但这背后却是不少中国父母尤其是女性无法回避的育儿和哺乳事实。我们不能在大部分女性都已经接受了母乳最优的伦理后，却要让其在母职实践中频频遭遇公共场所哺乳尴尬等不佳体验。
“生育友好=女性友好”“母婴室缺失=人性关注的缺失”这样的计算公式，想要传递的也是同样的意涵。
从“全面二孩”到“全面三孩”，我们的生育政策连同社会的育儿观念都在发生变化，作为政策承载和观念展现的公共空间和社会场所，也应有所联动，以对母婴更为友好的变化回应社会关注。加强母婴设施建设，推进公共空间的生育友好，不仅要尽可能让作为母亲的女性实现公共场所“哺乳自由”，也该让儿童实现“如厕自由”，让“爸爸带着出门的女儿”和“妈妈带着出门的儿子”都能找到第三卫生间，坦然如厕。带娃哺乳或如厕的体验虽然太过日常和琐碎，但人们正是通过这些细微之处来感知环境的变化，意愿的评估与决策的制定也都无法与这些体验完全剥离开来。
建设母婴友好型社会，对于一地来说应该不再是一道选答题。而就母婴室的建设实践来看，如何答好这道必答题，可量化的部分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不可量化的那部分才是关键，比如对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人的关怀。
材料二
一家城市广场在女卫生间门口设置男童小便池的做法引发了争议。
现实中，公共场所的女厕大都有隔间，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毕竟不是授受不亲的年代了，一个小男孩又能有多大冒犯呢？从孩子角度来看，女厕的隔间对小男孩的冲击也比较小。所以，在无法设置第三卫生间的情况下，带男孩子进女厕是一个妥协的办法。
某景区内一母亲带双胞胎儿子进入女厕，其中一男童在隔间外挨个弯腰偷瞄。此举令不少网友感到不适。
有部分网友表示，男童进入女厕侵犯了女性的隐私权，应该制止；也有网友认为，妈妈带男童进女厕是出于安全考虑下的迫不得已，可以理解。
网友们各执一词，争议还在持续。可见，关于儿童能否被父母带入异性卫生间的问题，是必须要引起重视，得到一个规范的解决了。
其实，在许多景区或商场内，经常会有妈妈们带着男童出入女厕所。一方面是由于孩子年龄小，并不具备自理如厕的能力，需要家长在旁陪同；一方面也是出于低龄儿童的人身安全考虑，孩子独自上厕所或是妈妈去卫生间留孩子一人在外等候，确实并非万全之举。
因此在很多时候，大家也都能理解并包容这一行为。但孩子到几岁就不能再被允许进入异性卫生间，并没有具体的规定。据研究，儿童自3—4岁就开始明了自己的性别，也能分辨周围人的性别。
因此，有些问题就不能被忽视。比如具备性别意识的儿童在进入异性卫生间后该如何保护自己，又该怎样学会尊重他人的隐私？上述提到的男童在隔间偷瞄的行为对别人造成困扰该怎么办？
对于男童在景区女厕偷瞄一事，这些争议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第三卫生间亟须尽快在公共场所普及，才是避免尴尬、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2017年，上海市发布新版《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规定商业区；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重要客运场所；旅游景区（点）、开放式公园（公共绿地）、游乐场等重要公共文体活动场所及其他环境要求高的区域；医院等四类场所的公厕内应设置第三卫生间。
近年来，第三卫生间正逐步在国内普及，但数量及建设配比还依然不算很高。比如上海在2018年第三卫生间的配置比例也仅为14%。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并不知晓这个概念，即便是在公共场合见到也不知该如何使用。
类似的困扰还有带婴儿的父亲发现婴儿的换尿布台只设置在女厕，或是孝顺儿子需要照顾行动不便的老母亲上厕所等问题，这些不便与尴尬也在不断提醒设置第三卫生间的重要性。
材料三
随着夏天的到来，很多市民游客带着孩子外出散步休闲、打卡拍照。在外面待时间长了，总会遇到如厕的问题，特别是独自带着异性子女的家长。在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民园广场，市民吴女士正带着4岁的儿子“小树苗”从第三卫生间出来，继续晒晒太阳、活动身体。“我们平时上早教课或者去公园玩儿，有爸爸陪着，都是爸爸带孩子去男卫生间。如果只有我在，有这种第三卫生间就会方便一些。没有的话，我只好带着他去女卫生间，因为孩子现在还不能独自上卫生间，我们进去后会把隔间的门关好。”
吴女士带孩子去的第三卫生间，是2019年民园广场正式投用的，设有成人坐便器、儿童坐便器、儿童小便器、婴儿台、成人洗手池、儿童洗手池。“设置第三卫生间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出游的需求。像是妈妈带着儿子、女儿带着腿脚不好的父亲，他们去卫生间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五大道管委会主任刘玫说，“第三卫生间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的使用需求，为使用者提供一个良好的隐私环境，不打扰到他人。”
保护隐私，要从小做起。“我和他爸爸也比较重视孩子这方面的教育，告诉他，他是男孩子，男女有别。要保护好隐私部位，同时也要尊重他人隐私。”听到妈妈说的是自己，“小树苗”开心地大声说，“嗯嗯，我是男宝宝。”“那妈妈问你，你分得清男卫生间和女卫生间么？”“女生有裙子，男生没有。还有，男生喜欢蓝色，所以男生的是蓝色的。”“真棒！都对！”吴女士说，“平时，在幼儿园，老师也会注意这方面。比如，男生女生错开时间段上卫生间，午休时要穿好小内衣、不能同睡一张床。”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性别意识。正确识别男生和女生的差异，会影响孩子规则意识形成、性别身份的认同和责任心养成。”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志英博士表示，幼儿时期，就要开始有意识地告诉孩子，小内裤、小背心遮住的地方不能随便给别人看，也不要看别人的，因为是隐私部位。男生和女生要去不同的卫生间，这也是一种社会规则。
郭志英博士说：“父母是否带异性儿童上厕所，要根据孩子自身情况、卫生间区域的安全程度来综合考量。”如果异性孩子是幼儿或者家长判断孩子需要带进去的，孩子自身可以自己解决的，建议家长让孩子单独进卫生间，关上门，完成后带出，如果家长随继也需要上卫生间，家长可以把卫生间门虚掩，同时和孩子说着话，不让孩子离开。如果家长综合判断异性孩子具备单独上异性卫生间的能力，且卫生间区域安全程度可靠，建议家长在异性卫生间出入口附近等候孩子出来。孩子独自上卫生间，建议家长教授孩子自我保护，比如，进入前告知家长大概几分钟出来，遇到危险大声呼叫等等。“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地带，家长让儿童独自上卫生间时，要小心谨慎。我也建议公共场所安装儿童报警系统，便于儿童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求助。”
刘教授和团队在幼儿园做性教育时观察到，让年龄在2岁多婴班的孩子站队，男孩站一队、女孩站一队，孩子们会一会儿站这边儿一会儿站那边儿，不太确定。到了幼儿园小班，3岁的孩子听到这样的指令就不会太犹豫，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站到自己性别的队伍里。刘教授认为出自对儿童隐私保护这个事情上，为什么需要去教育他，是因为的确有性侵害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避免孩子遭受侵害。
刘教授表示作为父母，日常要注意孩子隐私意识的培养，那么就告诉他，当一个人上厕所的时候，他会把门关上，这是他的隐私，不希望让别人看，妈妈也不希望你看。你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孩子，告诉他不光不让你看，别人也不能看，教育他关于隐私的一些内容。给孩子在家里就立下规矩，看到厕所门关着，不管里面是谁，想要进去的话就要敲门，被允许了才能进去，爸爸妈妈的房门关起来了，想要进去的时候也要敲门，爸爸妈妈允许你进去了再进去。
材料四
走访A市儿童医院发现，门诊楼负一层到三层均为诊疗区，四层为手术室，各层均未设独立的第三卫生间，也没有无障碍卫生设施，有的公共卫生间中较为宽敞的坐便隔间还承担着“储物”功能。门诊楼唯一的母婴室位于二层，总面积不足5平方米，只配备了长桌和几把圆椅。
一名女性家长抱着大约三岁的小男孩急匆匆进入女厕所，由于厕位空间狭小，家长在辅助孩子站着如厕时，厕所隔间门半开着。另一位带着三岁男孩的女性家长说，每次来看病上厕所都要排队，自己和孩子都不方便，只能给孩子穿上纸尿裤再来。
门诊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二层分诊台护士及卫生间保洁员均向记者表示，医院没有专门可以供儿童使用的第三卫生间及幼儿马桶之类的设备。
采访中，有家长说没有听过“第三卫生间”这一概念，对无障碍卫生间的理解是，“只能残疾人用”。有带着孩子的异性家长表示，孩子因年纪小不能独立上厕所，“只能尽量减少他（她）在厕所的时间，上完赶紧出来。”
周末的中国古动物馆挤满了孩子和家长，幼儿园阶段的孩子也有不少。记者走访和询问工作人员了解到，博物馆内没有配套第三卫生间，在展馆东侧的普通卫生间内，有家长将刚刚会走路的孩子抱到洗手池台上更换尿不湿。
某商场南侧二层、三层写有“残卫”标志的卫生间，空间狭小，甚至残疾人的轮椅也很难转向使用，未见有家庭设施。商场北侧四层有母婴室，但仅有儿童护理台，未见有儿童座椅和儿童坐便器等其他设施。记者随机采访独自带男童上厕所的母亲，她表示由于担心孩子走失，只能带孩子进女厕，“商场如果有单独能带孩子上厕所的卫生间就好了。”
走访中发现，一些场所虽然设置了第三卫生间，但其环境和使用情况并不理想，出现闲置的现象。
某日，探访了A市动物园，6个公共卫生间均配备第三卫生间，明确写有第三卫生间标志，注明为行为障碍及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亲人（尤其是异性）使用。在动物园熊猫馆附近的第三卫生间设有儿童护理台、儿童座椅、儿童坐便器等设施，但屋内照明灯却损坏不亮。
在其他第三卫生间，发现存在地面积水、卫生情况较差或者空间相对狭小的情况，即便无人使用，家长也会选择带孩子去普通卫生间。“不干净”，一名女士说出自己的理由，尽管儿童坐便更方便，但她选择带着4岁的女儿使用成人蹲便器。
而在某商场，第三卫生间数量少，被不少“遛娃”的家长诟病。在该商场东区，只有负一层有一间设置大小马桶、洗手池、婴儿座椅等设备的第三卫生间。即便在儿童商品、游乐设施集中的四层，也只有女厕内一个空间相对较大、写着“亲子卫生间”的独立隔间，放置着一大一小两个坐便器，贴墙装着一个婴儿座椅。
除此之外，在商场其他楼层，除普通男女卫生间外，均只有一个母婴室，而母婴室内并不设有如厕装置，记者探访时，每层楼的母婴室均挂出“设备维修、暂停使用”的牌子。
家住附近的张女士告诉记者，W商场是周边最大的购物中心，自己经常带着3岁儿子逛超市。“前几年孩子需要吃奶，觉得这里母婴室环境还不错，但孩子逐渐长大才发现上厕所还真是个问题。孩子着急，不可能为了找专门的家庭卫生间跨楼层跑，肯定是就近能上哪个上哪个。”
张女士说，自己的大女儿今年上4年级，几年前就说过“弟弟不能进女厕所”之类的话，但自己独立带两个孩子出门时，一同上女卫生间的尴尬一直存在，“妈妈面临的窘境一般人体会不到。”
在F区某商城二层女厕旁有一处独立儿童卫生间，内设儿童洗手台，男童小便池及儿童坐便器等设施。但在女厕墙上还装有一个男童使用的小便池，周边并无遮挡，不少人评价此设计让男童进入女厕“合理化”。“本来妈妈带小男孩上女厕就挺无奈的，最起码也应该去个有遮挡的地方。”一位年轻女士说。
一位在商场工作的服务人员告诉记者，自己从来没见过有小男孩使用这个小便池，“孩子也会不好意思。”
此外还发现，该商场二层、三层、四层西北侧位置有多功能卫生间，内部设有儿童护理台、儿童安全座椅、残障人扶手等设备，但卫生间内有厕纸散落在地面，马桶圈周边有污渍和水渍，卫生状况不佳。
2016年12月，国家旅游局发出《关于加快推进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国 5A 级旅游景区都应配备第三卫生间。该《通知》附件中还列出了第三卫生间建设的标准——使用面积宜不小于6.5平方米，内部设施应包括成人坐便位、儿童坐便位、儿童小便位、成人洗手盆、儿童洗手盆、婴儿多功能台、儿童安全座椅、安全抓杆、挂衣钩和呼叫器。
采访中也发现，不少公共场所，尤其是较为新建的公共场所还是在尽可能满足儿童的如厕需求。
在某商城，记者看到每个卫生间都有独立的母婴室，母婴室内除了有标志着“男士止步”的哺乳区和方便更换纸尿裤的婴儿多功能台外，还开辟出“如厕区”，独立隔间中有儿童坐便器、纸巾、消毒液、酒精。
在某广场记者也看到，每层两个卫生间外均有独立的第三卫生间、儿童卫生间和母婴室。母婴室内不仅有常规的沙发、桌椅、洗手台、垃圾桶，还设置了婴儿床，房间布置温馨，墙壁粉刷成粉色，并用卡通图案装扮。
商场保洁员告诉记者，该商场于2020年底开业，设备设施都较新，上述几个卫生间很受欢迎，“尤其孩子爱用，上幼儿园大小的孩子，特喜欢用那种小坐便，都不爱进大人厕所，我也经常给擦擦。”
在A市南站探访发现，2层候车厅共有8 个卫生间，负一层共11个卫生间，其中每个卫生间配备无障碍卫生间，卫生间内配备婴儿护理台和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坐便位、安全扶手、挂衣钩、应急呼叫器、适合儿童高度的洗手池等无障碍设施，内部环境较为整洁宽敞。
在使用卫生间时需点击呼叫按钮呼叫工作人员，对方赶到后刷卡开门使用，保洁员称这样是为了保持无障碍卫生间的卫生和方便有需要人士优先使用。
采访中见到有女性家长带着孩子使用，“孩子马上一年级了，让他自己去男厕所稍微有点不放心，但这么大孩子进女厕也不合适，这种（第三卫生间）太实用了。”
“每次带孩子出门上厕所，尴尬的不仅仅是大人。”4岁男孩的母亲王晓说，自己能感觉到孩子已经有了对于性别的划分和认知，在男童被带入女厕的时候，尽管被批评和苛责的是母亲，但孩子也同样承受了尴尬。因此，在独立带孩子出门时，她首选有第三卫生间的商场，“往大了说，每一次外出都是一次对孩子的公共教育。”
材料五：
闻名遐迩的西湖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游玩。苏堤上，一座名叫“兰心公厕”的旅游厕所成了附近的网红打卡点。
从外观上看，兰心公厕的白墙黑瓦与西湖美景相得益彰。公厕入口处设置了3台自动贩卖机，路过此处的游客用手机扫一扫就能买到自己想要的货物。往里走，公厕内的标志标牌统一使用了淡绿色系，整个空间看起来干净又清爽。
“这处公厕是2019年升级改造的，现在有20多平方米。男厕位有6个，女厕位有9个，男女厕位比例是11.5。”西湖风景名胜区花港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宗圣凯介绍，现在的兰心公厕提升了女厕位的数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排队如厕的现象。
当然，除了男女卫生间，兰心公厕也增加了第三卫生间。记者注意到，第三卫生间的大门开关处精心增加了盲文的设计，只需轻轻一按开关键，门就会自动打开或关闭上锁。
第三卫生间内有大小两个马桶，分别是给大人和儿童使用的。除此之外，还设置了宝宝座椅、婴儿床、残疾人设备等人性化设施。在洗手台处，高低错落的两个洗手台也对应着成人和儿童的使用高度。值得一提的是，洗手台的水龙头也经过了精心设计。这里的水龙头不仅是常用的自动感应出水，两侧还增加了自动吹干设施，让使用者可以在同一地方完成洗手的全部操作。
“目前第三卫生间的使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有带小孩的，也有部分残障人士。”宗圣凯说，兰心公厕在西湖景区内共有两处，分别位于苏堤三桥和平湖秋月。因为有完备的配套设施，不少游客对公厕给予了好评。
记者在现场发现，一些带小孩的游客都会将孩子带到第三卫生间如厕。一位男游客表示，如果没有第三卫生间，他就会带女儿上男卫生间，“担心孩子一个人在女卫生间会发生安全事故。”不过也有其他游客认为，2至3岁异性幼儿是可以跟着父母上卫生间的，但如果是上了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没有第三卫生间的情况下，还是不应该跟着父母随意“窜”卫生间。
针对异性儿童是否应该和父母一起上卫生间的问题，赵教授认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在和孩子进行一些公共场所活动时，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性别意识的引导，会直接影响孩子在性别方面的认知和心理健康。“父母一定要意识到，在其做出一些行为选择的时候，孩子的性别角色意识已经在开始建立了。尤其是孩子在4岁以后或者上小学之后，家长们一定要对孩子的性别意识进行正确引导，不能无视和回避，或者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
家庭卫生间或第三卫生间不应该仅仅满足低龄儿童的如厕问题，更应该包容更多的特定人群，比如老年人、残障人士、婴儿。这些卫生间应该更多出现在机场、景区、博物馆、商场等公共场合。“第三卫生间的设计要以人性化为初衷，这种卫生间多起来，我们的儿童才能较早地树立好性别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