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落后也是回归前整个澳门社会经济水平的一个侧面。
“到90年代后期，澳门很多地方恐怕还是像内地改革开放前那样一穷二白。”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会长梁维特告诉本刊记者。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也成立于回归前夕，用梁维特的话，是为澳人治澳而成立。
在回归之前，澳门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治安状况也严重恶化。何厚铧在回归十年之际回顾说：“特区刚成立时，许多方面都是从零开始，有些范畴更是从负数起步。”
不过，在《中葡联合声明》发表后，一些改变还是在悄然发生，最先受惠的就是当时刚走出校门的那些年轻人。
吴志良回忆说，通过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合作，90年代初澳门就开始派遣年轻人到内地学习。澳门本地也建立了大量研究机构，使青年一代可以崭露头角。
澳门大学的改制成为庞大人才培养计划最主要的部分和象征。“今天很多年轻的华人法官都是那时培养起来的。”吴志良说，在那之前所有法律文书都由葡文写成，葡人也垄断了法律界。
所有公务员都在内地进行轮训
1999年2月，澳门公务员本地化关注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领导及主管职位人员本地化已达95.37%，但司级官员本地化只有65.52%，29名司长或同级官员中，尚有10名未本地化。
在司法机关，21名法院司法官和检察院司法官属葡萄牙编制，只有22名司法官属本地编制；主管及领导人员中，9.7%为中国籍，90.25%为葡萄牙籍。
而在另一方面，从1981年到 1997年，澳门公务员队伍迅速膨胀，由5063人增加到18657人，与人口的比例由32:1上升到22:1。
事实上，早在1989年3月，澳葡政府根据《中葡联合声明》就开始承认非葡语学历，打开了华人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大门。按照公务员制度改革时间表，1998年就应完成本土化改革。
但是，如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近日所说，回归前澳葡政府的高级官员基本没有实现本地化。“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主要官员都是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才走马上任的。”
90年代中期甚至以后才加入政府的年轻人们担起了重任。经过之前近10年的培养，这支公务员队伍中有27%的人拥有高等学历，他们中的大多数华人来自草根阶层，对社会大众的生活有非常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并且拥有强烈的变革要求。
然而根据特区行政暨公职局的数据，当时澳门公务员中66%的人年龄在20至49岁之间，平均只有36岁。任职时间稍长的人很容易得到提拔：在中高级官员中，31岁至40岁的超过58%。结果在葡人离开后，很多官员既没有组织本单位运行的经验，又很难从葡文写就的文件中找到办法。
“整个团队是在没有足够管治经验和磨合经历的情况下承担起全面管理澳门的职责，在施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不足。”张晓明说。
就在1999年12月，仍有一批澳门公务员在地处北京西郊的国家行政学院学习。在回归前，将近300名澳门公务员在这里拿到了印有国徽的结业证书。
“后来，所有公务员都在内地进行了轮训。”吴志良说，一般情况下公务员的职务每上一个台阶，都要到内地进行相应的培训。
他们连走路节奏都要快很多
作为澳门公职人员协会会员大会主席，中葡论坛秘书处辅助办公室主任姗桃丝已经两次到国家行政学院“公务员团体负责人培训班”学习。在她的办公室里，专门用一面墙悬挂着参加内地各种培训和重要会议的照片。
她对1999年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有三种选择，回葡萄牙、拿到一笔钱离开政府或者留在新的特区政府。最后上报的时间是下午5点半，但是我们在5点20分还没有决定。”
姗桃丝是通常所说的土生葡人。这个群体是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葡萄牙人与其他族裔通婚繁衍的后代。他们使用的“澳门式葡语”，已经与正宗葡语相差很大。
姗桃丝是第四代中葡混血，她的外表具有非常典型的东方特征。在1999年之前，她和九个兄弟姐妹全部在澳葡政府中任职，享受着超出普通人两三倍的收入和丰厚的福利。当时葡籍外聘公务员在澳门的收入比葡萄牙本土还要高出三四倍。
最终，这个土生葡人家庭决定留下来。“回到葡萄牙要从零开始，离开政府只拿到几十万，我们觉得留下来还是有机会。”姗桃丝解释当时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