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建筑上，澳门是西方建筑进入中国内地的一座桥梁。所以我们申遗时有一个标准：它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而且现在依然保留在澳门没有经过很大改变的。就这个城市看，400多年前的城市空间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它，让澳门的这个特色长存下去，这是我们的目标。
特区成立后，财政上对文物保护的支持与以前相比差不多翻倍。当然澳门在回归前也很重视保护工作，其实1953年这里就已经有文保，只是铺开的面没有现在这么广。
回归十年里，我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现在对文物保护有所认识，这对我来说是人生中非常丰富的一段。通过这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了解澳门，越来越爱这个地方。
在回归之前，澳门政府对本地公务员的接班准备并不是很充分。比如回归之前政府用葡语多，所有文件都是葡语写成，但我们不是非常熟悉葡语。回归后，当我们寻找以前的材料时就非常困难。
文物修复工作在技术方面相对容易处理，我们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就能判断。但是文化保护需要了解其内涵，在修复建筑的时候不能单纯把它看作一个硬体，不能想当然地去改变它。要了解它的历史、它的缘起。
回归时，这方面工作遇到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开始有点无从入手的感觉。但是慢慢静下心来，以开放的态度去对待，还是慢慢地挺过来了。然后，我们才有空间做更多的事情。
回归前，很多同事已经在文化局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我们都还很年轻，90年代才进入政府工作，那时我们文化财产厅的厅长也就30岁左右。大家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要创新也要传承地去搞好这个东西。
申遗让人们流泪
回归之前，葡萄牙人对具有西方特色的文化遗存更重视一些；而在回归后，我们觉得应充分认识澳门文化的内涵，不能因为澳人治澳，就对西方文化遗存有轻视态度。中西文化共同打造出澳门的城市特色，我们要不偏不倚地去做保护工作，用一种包容或者开放的态度去对待，而不是感情用事。
此外，在回归之前我们很多时候埋头工作，对于宣传，特别是保护意识提高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少。回归之后我们觉得全社会文化保护意识的提高也很重要，这样我们做具体工作才能够事半功倍。
这十年中，我有机会参与申遗的整个过程。有记者曾经问，澳门申遗是不是插了队，就是中央特别照顾澳门特区？其实在回归后，我们已经开始准备申报世界遗产工作。2002年，我们正式把申报文本送交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在2003年时已被国家确定为2005年唯一代表中国申报的项目。
我觉得，澳门申遗能够成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很支持，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准备时也下了很大工夫，大家一起努力，才有这个成果。
回归后，澳门特区和内地在文化保护方面的合作也很紧密，通过国家文物局穿针引线，我们和内地的单位建立起联系，一年有几十位专家学者过来，就规划或者技术方面提供帮助，我们还专门有一个网络和他们沟通。
像郑家大屋，它是澳门现在最大的一个民居建筑群，有4000平方米左右。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建筑群，就邀请华南理工的专家来提意见，请他们帮助做修复计划。
可能有人会觉得申遗是一种宣传，或者是旅游方面的招牌。但我们觉得，通过申遗这个过程，市民对文物保护的意识、热忱非常高涨。我记得申遗成功后，大家激动得快流下眼泪，因为最终它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规划还应更早
还有记者问过，赌权开放以后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身赌业，而非物质遗产的那些技能对年轻人没有太大吸引力，因为不能带来很多利润。我们在新的文化遗产规划里专门对这方面做了一些补充，有鼓励措施。
例如我们觉得某种手艺或工艺代表澳门的传统文化，但现在并不常用，正受到社会发展的冲击，那么我们利用政府性扶持或者保护让它发展下去，通过财政上的支持来确保那些手艺人生活有保障。
另外，社会上也有些批评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的城市规划比较慢，一些文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我们很清楚，在保护的层面上我们做了应有的工作，在保护区以外，在有些景观上看起来不太舒服的地方，应该通过更全面的城市规划来改善。如果能更早去做这些方面的规划，对澳门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景观方面的保护会更有帮助。
